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裂变，是萨达特时代多党化进程的起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的划分，则是萨达特时代多党政治的雏形。1976年11月，萨达特正式开始推行所谓“崭新的民主试验”，宣布废除纳赛尔时代的一党制，恢复多党制，进而掀开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崭新篇章。与此同时，萨达特宣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三个组织已经具有政党的职能，享有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应当成为独立的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自由社会主义组织和民族进步联盟组织随之分别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党、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其中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处于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原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保留中央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党活动和控制政党的财政收支，其他机构和组织予以解散。[83]埃及由此进入多党制阶段。
1978年7月，萨达特提出新的政治改革方案，决定终止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存在，同时宣布成立民族民主党，作为新的执政党，自任民族民主党主席，民族民主党的宗旨是建设“基于科学和信仰的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实现“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住，大家生活幸福”的目标[84]。随后，脱胎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持中间立场的原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宣布并入民族民主党。[85]
脱胎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自由社会主义党，与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及民族民主党长期处于合作状态，代表持右翼立场的世俗自由主义，属于御用的右翼政党，具有官方的色彩与温和的政治倾向。自由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拉德，既是纳赛尔时代自由军官的重要成员，亦是萨达特的政治盟友。穆斯塔法·卡米勒·穆拉德宣称：“我曾经是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在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后，我认识到社会主义只是十足的乌托邦，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使埃及变成地狱。我对社会主义的憎恨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自由社会主义党的另一重要成员穆罕默德·穆拉德·萨布塔希认为，萨达特推行的多党制是“通向民主制的实践”。[86]自由社会主义党代表私人经济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支持萨达特推行的去纳赛尔化政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主张国有企业的私人化和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营化，倡导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吸引国际投资，强调低税收和高利润的政策，主张停止发放补助金，要求政治自由化以及强化立法和司法独立。[87]自由社会主义党拥护萨达特政权的中东和平政策以及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该党领导人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拉德甚至陪同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而萨达特政府的外交部长却拒绝前往耶路撒冷。[88]
脱胎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民族进步联盟党持左翼立场，基本宗旨是争取摆脱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完成埃及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和推动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民族进步联盟党认为，埃及在纳赛尔时代经历了民族解放的进程，却由于缺乏民众的广泛动员而在1967年之后出现深刻的政治危机，至萨达特时代，新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并与帝国主义妥协，埃及的民族民主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而该党的任务是广泛动员埃及民众，组成反对派政治联盟，捍卫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完成纳赛尔时代的未竟事业。在外交方面，民族进步联盟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代表的帝国主义势力，强调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及泛阿拉伯主义的历史传统，倡导由埃及领导阿拉伯世界的反帝斗争，而中东和平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撤离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土地和建立巴勒斯坦国。在经济方面，民族进步联盟党反对开放政策，认为开放政策导致投资重心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损害民族经济，加剧埃及的依附倾向，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民众生活水准的下降和公共生活的腐败，主张恢复纳赛尔时代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工业优先政策，主张控制物价、提高工人工资和深化土地改革，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政治方面，民族进步联盟党反对独裁，主张进一步的民主和西方式的政治自由。显然，民族进步联盟党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浓厚色彩，在政治方面却与纳赛尔主义差异甚大。1977年食品骚乱以后，民族进步联盟党逐渐与执政党分道扬镳，进而由“官方的反对党”发展为“民间的反对党”。1978年，萨达特要求民族进步联盟党自行解散，遭到拒绝。随后，政府关闭民族进步联盟党主办的报纸，限制民族进步联盟党的政治活动。[89]1980年，民族进步联盟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401名代表参加，选举23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44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17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民族进步联盟党的核心成员主要来自知识分子、政府职员和工会阶层，代表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人、受益于土地改革的农民、纳赛尔时代接受教育和获得职业的工农子弟以及包括萨达特时代新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在内的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立场，在开罗、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国有经济发达的地区影响较大。自由军官在民族进步联盟党内部尽管人数不多，却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哈里德·毛希丁、基马尔丁·里法亚特和鲁特菲·瓦吉德的领导地位体现了民族进步联盟党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密切联系。至于商人和地主，则与民族进步联盟党无缘。[90]
社会劳动党于1978年秋由萨达特授意组建，旨在取代民族进步联盟党，作为新的左翼政党，时人称之为“政府主办的反对党”。[91]社会劳动党与自由主义时代后期的青年埃及党具有密切的历史渊源，社会劳动党领导人伊卜拉欣·马哈茂德·舒克里和法希·拉德万均为青年埃及党的元老。社会劳动党兼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双重色彩，“安拉与人民”是社会劳动党标榜的政治原则。[92]1979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劳动党获得29个席位。1980年，社会劳动党号称有党员18万人。社会劳动党一方面拥护萨达特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混合型私有制结构、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反对消费性的经济开放，强调生产性的经济开放，主张继续发放补助金，抵制以色列的势力，要求进一步的政治自由，自由组建政党，取消政府的新闻审查，规定总统的任职期限，呼吁萨达特应当脱离执政党进而成为超越政党的国家元首，实行隶属议会的内阁制。[93]
1977年6月，议会通过第40号法令即政党组织法，规定埃及公民享有组建政党和参加政党的政治权利，组建政党须有50人以上（其中工人和农民不得少于半数）的签名和须经包括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及总统任命的两名官员在内的政党委员会审批，新建的政党必须在纲领和目标方面区别于现存的政党，任何政党不得与特定的阶级、教派和民族相联系，政党纲领不得损害国家统一、违背“七月革命”和“纠偏运动”的基本原则，不得与伊斯兰教法抵触，不得重新恢复1953年取缔的旧政党。[94]
1977年8月，前华夫托党总书记福阿德·萨拉杰丁在纪念扎格鲁勒逝世5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指责1952年革命“犯有按照法律而应当惩办的所有罪行”，声称执政党是“没有生命的运动”和“纸糊的宫殿”。萨达特则称华夫托党分子是“从博物馆里逃出的木乃伊”，指责华夫托党试图恢复1952年以前的封建主义和腐败的政治生活。[95]随后，福阿德·萨拉杰丁表示承认“七月革命”和纠偏运动的基本原则，拥护宪法。1978年1月，福阿德·萨拉杰丁向政党委员会申请重建华夫托党，获得591人的签名支持。1978年2月，新华夫托党获准成立。同年5月，申请加入新华夫托党者达到百万之众，人数远远超过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而仅次于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96]新华夫托党系自由主义时代华夫托党的政治延伸，持右翼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新华夫托党主席福阿德·萨拉杰丁曾经担任法鲁克国王时期的内务部长，1952年革命后担任华夫托党总书记。[97]自由主义时代的华夫托党，其政治纲领是争取埃及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萨达特时代后期的新华夫托党，其政治纲领是推动埃及的去纳赛尔化即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民主主义的明显倾向。福阿德·萨拉杰丁宣称，华夫托党曾经是埃及宪政革命的领导者，而所谓的“七月革命”只是自由军官颠覆国家的军事政变；自由主义时代的华夫托党曾经迫使英国结束对于埃及的殖民统治，而纳赛尔时代的自由军官政权却导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埃及领土沦丧于以色列的占领。与此同时，新华夫托党对萨达特政权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新华夫托党拥护萨达特推行的去纳赛尔化政策，支持萨达特政权的亲西方外交政策和中东和平举措，强调埃及国家利益高于阿拉伯民族利益。另一方面，新华夫托党认为埃及尚缺乏真正意义的政治民主，要求取消政党限制和解除新闻审查，主张自由选举和议会独立，充分保障国民权利，以议会内阁制取代总统制。在社会经济领域，新华夫托党主张进一步的去国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放宽投资限制，支持私人经济发展，扩大私人经济成分，发展中间工业、轻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精简政府机构，取消国有农场和乡村合作社体系。新华夫托党是萨达特时代后期最重要的民间反对派政党，代表中上层的民间政治势力抑或新兴的私人资产阶级，其核心成员来自非官方背景的商人、企业家和地主。[98]
新华夫托党总部(www.xing528.com)
新华夫托党诞生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之外，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区别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党、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新华夫托党的创建，标志着多党制政治生活的明显进步，表明萨达特时代私人经济的复兴和自由资产阶级角逐政坛的初步倾向。随着新华夫托党的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升级。
1978年5月，萨达特公开谴责新华夫托党企图恢复旧制度，谴责民族进步联盟党是苏联的代理人。同年6月，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保护国内和社会安全法》。该法令规定：禁止一切反对“七月革命”和“纠偏运动”的政治原则以及敌视“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禁止一切违背伊斯兰教法的人担任重要公职，禁止1952年“七月革命”和1971年“纠偏运动”的被清洗者以及损害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者参加政党和政治活动，政党委员会有权取缔与该法令抵触的政党决定和政党活动。由于萨达特政府的高压政策，新华夫托党于该法令颁布后被迫停止所有活动，民族进步联盟党亦退出政坛。[99]
1979年6月，埃及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是1952年“七月革命”以来埃及首次举行的多党议会选举。在议会382个席位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339个席位，左翼的社会劳动党获得30个席位，右翼的自由社会主义党获得3个席位，独立人士获得10个席位。[100]1980年，萨达特政府颁布第95号法令即“耻辱法”。根据该法令，禁止“反对、仇视、蔑视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禁止“成立或参加法律不允许建立的组织”、禁止“发布凭空捏造或产生误导作用的消息”、禁止“否定宗教、道德和民族价值而误导青年”、禁止“鼓吹否定伊斯兰教法”，违犯者将交由称作“耻辱法庭”的特别法庭审判。[101]同年5月，埃及举行全民公决，修订1971年宪法，成立协商会议，与原有的人民会议构成议会的上下两院；协商会议设210个席位，其中140个席位选举产生，70个席位由总统任命。[102]1981年9月，政府逮捕1 500余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领导人，多党制名存实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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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夫托党诞生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之外，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区别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党、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新华夫托党的创建，标志着多党制政治生活的明显进步，表明萨达特时代私人经济的复兴和自由资产阶级角逐政坛的初步倾向。随着新华夫托党的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升级。
1978年5月，萨达特公开谴责新华夫托党企图恢复旧制度，谴责民族进步联盟党是苏联的代理人。同年6月，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保护国内和社会安全法》。该法令规定：禁止一切反对“七月革命”和“纠偏运动”的政治原则以及敌视“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禁止一切违背伊斯兰教法的人担任重要公职，禁止1952年“七月革命”和1971年“纠偏运动”的被清洗者以及损害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者参加政党和政治活动，政党委员会有权取缔与该法令抵触的政党决定和政党活动。由于萨达特政府的高压政策，新华夫托党于该法令颁布后被迫停止所有活动，民族进步联盟党亦退出政坛。[99]
1979年6月，埃及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是1952年“七月革命”以来埃及首次举行的多党议会选举。在议会382个席位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339个席位，左翼的社会劳动党获得30个席位，右翼的自由社会主义党获得3个席位，独立人士获得10个席位。[100]1980年，萨达特政府颁布第95号法令即“耻辱法”。根据该法令，禁止“反对、仇视、蔑视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禁止“成立或参加法律不允许建立的组织”、禁止“发布凭空捏造或产生误导作用的消息”、禁止“否定宗教、道德和民族价值而误导青年”、禁止“鼓吹否定伊斯兰教法”，违犯者将交由称作“耻辱法庭”的特别法庭审判。[101]同年5月，埃及举行全民公决，修订1971年宪法，成立协商会议，与原有的人民会议构成议会的上下两院；协商会议设210个席位，其中140个席位选举产生，70个席位由总统任命。[102]1981年9月，政府逮捕1 500余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领导人，多党制名存实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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