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都因人定居化：沙特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

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传统游牧经济的衰落和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趋势。沙特政府采取的定居化政策，最初表现为伊赫瓦尼运动，军事扩张和掠夺战利品构成促使贝都因人告别游牧生活的基本手段。1925年，沙特王室颁布法律，废除部落对于其活动区域内之生活资源即牧场和水源的传统独占权，旨在建立国家对于部落社会的直接控制。^[131]沙特王国建立后，国家机构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强化，迫使游牧群体逐渐放弃对于定居人口的劫掠，而伊斯兰教法的广泛推行，亦成为国家秩序否定部落传统的重要手段。

油田的勘探和石油的开采，对于贝都因人的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自30年代起，石油公司首先雇用贝都因人充当向导，继而雇用贝都因人充当非熟练工人。驾驶汽车是贝都因人向往的职业，汽车运输的出现开始排斥作为阿拉伯半岛传统交通工具的“沙漠之舟”，骆驼的经济价值急剧下降。不仅如此，石油公司在油田附近钻探水井，吸引贝都因人聚集于水井的周围，直至促使贝都因人放弃游牧生活而转入定居，房屋、清真寺、学校和商店随之出现于贝都因人在油田附近的营地。^[132]

“二战”结束以后，石油财富的膨胀和国内市场对于农牧产品需求的急剧扩大，打破了贝都因人封闭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促使贝都因人卷入商品经济的潮流。城市的发展加速了游牧群体的定居化进程，许多贝都因人在城市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

20世纪初，纳季德地区的总人口为210万，其中贝都因人占62%，定居者占38%。^[133]1932年，包括纳季德和希贾兹在内的沙特阿拉伯总人口为520万，其中贝都因人占58%，定居者占42%。^[134]50年代末60年代初，严重的干旱导致牧场萎缩，牲畜数量锐减，游牧经济遭受重创，贝都因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均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沙特政府在瓦迪希尔罕、哈拉德和加卜林等地实施大农业项目，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吸引贝都因人弃牧从耕。

根据1965年的统计，沙特阿拉伯的定居人口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游牧人口，游牧人口约占沙特阿拉伯总人口的30%；其中，在最重要的游牧地区纳季德，贝都因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0%，而在定居生活相对发达的希贾兹，贝都因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0%。^[135]至80年代中期，贝都因人仅占全部人口的5%，定居者和半定居者占全部人口的95%，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主要城市。^[136]

沙漠里的贝都因人

自60年代起，沙特政府采取新的定居化政策。根据1968年沙特国王颁布的法律，政府将小块土地分给贝都因人家庭作为耕地，三年之后即为私产并可进入流通领域。在哈伊勒地区，政府向舍迈尔部落成员分配的小块地产约为20英亩，由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用于购置必要的农业生产资料。^[137]1968年法律可谓前述之1925年法律的延续，旨在否定部落土地所有权和扩大私人土地所有权，加速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推动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进而削弱传统部落组织的社会影响。

直到“二战”结束之前，牧养骆驼构成贝都因人的基本经济活动，沙漠深处则是牧养骆驼的主要空间，至于羊群的牧养则意味着力量的软弱和地位的低下。自50年代起，羊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导致骆驼的数量明显减少，许多贝都因人放弃牧养骆驼，代之以牧养羊群，进而走出沙漠深处。60年代中叶，纯粹牧养骆驼的贝都因人只有20万—30万。^[138]60年代末，牧养羊群取代牧养骆驼，成为贝都因人财富和力量的象征。羊群牧养规模的扩大导致游牧部落的裂变。牧养骆驼的贝都因人依然在沙漠深处追逐水草，牧养羊群的贝都因人则走向定居世界的边缘地带，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组合。(www.xing528.com)

从牧养骆驼向牧养羊群的过渡，改变了游牧群体的分布范围，加速了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随之削弱。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和游牧部落的裂变以及国家机构的完善和国家职能的强化，贝都因人逐渐从依赖于传统部落组织转向依赖于政府和地域组织，其思想观念亦发生相应的变化。

70年代以后，贝都因人的定居化进程明显加快，沙漠牧场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贝都因人走出沙漠深处，移入定居世界的边缘，徘徊于游牧与定居之间，处于半游牧状态；在城市和绿洲的周围，贝都因人的住所日渐增多。另一方面，更多的贝都因人告别游牧生活，移入城市，接受定居的生活方式。

现代产业的兴起，特别是石油开采规模的扩大，吸引着大批的贝都因人。充当军人、警察和政府雇员以及卡车司机，亦成为贝都因人定居于城市之后的首选职业。城市良好的物质环境和优厚的收入，吸引贝都因人离开沙漠和告别游牧活动，进而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分道扬镳。

沙特政府长期以来向诸多游牧部落发放补助金，换取贝都因人的支持。随着石油收入的增长，沙特政府发放的补助金逐渐提高。50年代，沙特政府发放的补助金仅仅局限于部落贵族。60年代初，超过50万贝都因人成为补助金的发放对象。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补助金的发放范围进一步扩大。^[139]

补助金的发放强化了政府对于贝都因人的控制，导致游牧部落对于政府的进一步依赖。如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年金的发放构成贝都因人从游牧走向定居的中间环节一样，沙特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削弱了贝都因人对于传统游牧经济的依赖，进而加速了贝都因人定居化的过程。贝都因人不断离开沙漠牧场，移入城市，享受现代的生活方式，部落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随之淡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石油经济的发展，通过补助金发放的形式，深刻改变着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贝都因人的部落传统并未完全消失，其社会影响依然存在。贝都因人即使离开沙漠牧场移入城市以后，依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按照家族的形式聚居一处，依托传统的血缘关系寻求互助。公共活动无疑属于男人的特权，女性就业者寥寥无几。然而，妇女在家族的内部事务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成员的家族义务，往往被视作高于公共义务抑或国家义务。血缘关系的排斥和否定，则是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和区别于其他中东国家的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