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化产业评论：地方创生助传承文化

前文提到非遗活态应该在实现市场开发、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非遗文化传承记忆的延续。关于非遗传承文化记忆的延续还涉及文化认同、文化重构和文化记忆三个概念。这三者都受到地方创生模式的影响，但又各自发挥作用，使非遗文化更完整地、更活化地传承。

1.地方创生构建文化认同

弗洛伊德最早提出“文化认同”的概念，即为个体或者群体在心理或感情上的趋同。文化认同概念是社会成员对群体的归属和情感的依附。根据陈修岭提出的旅游情景下的群族文化认同测定模型（见图1）^[28]，在旅游情境下的文化认同包含较多维度，同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旅游活动介入地区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和文化产生影响，经济影响直接作用于自我认同，而文化影响直接作用于族群卷入。旅游活动本身就能增强族群认同感，从而增强其归属感、态度等。最后，这个动态过程中的因素共同作用于族群的认同重构。

图1　旅游情景下的族群文化认同测定模型

竹艺村通过修建“网红”竹里吸引了大量游客，与此同时，随着“90后”竹编传承人的回归，世界艺术家的介入、文创“新村民”的入驻，新老村民对竹编文化更加认同，也对村落更有归属感。因此，村民的文化认同会从萧条贫困时期过渡到乡村振兴示范村时期，由文化不自信转向文化自信。地方创生构建营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和谐社区，通过创意旅游拉动经济增长，使村民获得更有自信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能坚定文化持有者活态传承的信念，增强新村民文创造镇的信心。

2.地方创生促进文化重构

“文化重构”的概念是指固有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的接触中选取有用的内容为我所用，并与现代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和互动。^[29]文化重构需要现代化文化元素进入乡村，艺术家作为现代化文化的创造者可以为非遗乡村注入活力，协助非遗乡村进行文化重构。方李莉也指出人类学对当代艺术有三次影响，第三次影响就涉及艺术家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问题。^[30]前文所提到的艺术家介入乡村，也是地方创生鼓励的一种形式。近些年，无论是日本的大地艺术节还是中国的许村艺术节，都在摸索中寻找到了较为合适的发展路径，进行艺术乡建。艺术介入乡村不仅能够增加乡村收入，还能增强村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点亮公众的创新能力。^[31]以“艺术点亮乡村”为首句口号的竹艺村同样采用了艺术家入驻乡村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例如，见外美术馆于2018年12月正式开馆，旅法艺术家刘福伟带着实现城乡文化生态发展无产别的愿望来到竹艺村。日本大地艺术节初期，村民适应时间漫长，相比之下，竹艺村在艺术家作为新村民驻村时就设计了入村仪式等活动，让艺术家与村民充分接触和磨合。艺术家与乡村互为表里，艺术家为实现将现代文化注入乡村的理想来到乡村，其作品又为村落增添了当代美学色彩。当代文化的注入有助于传承人对艺术产生新的认知，更容易创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竹编作品。因此艺术家作为一个链接点将城乡艺术视野的差距逐渐缩小，对文化重构中的文化创新和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地方创生延续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研究与非遗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但此概念并没有涉及文化领域。^[32]康纳顿提出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则指向群体通过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它并非个人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作为主体的集体记忆。另外，康纳顿认为“记忆的体化”（Incorporating）是一种记忆在身体中积累的实践，这种实践是人和人之间及群体之间传播信息的过程。^[33]直至20世纪90年代，阿斯曼夫妇融合文化学与历史人类学背景，提出了“文化记忆”（Cultural Memeroy）的概念，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基础上提出了“交流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34]另外，王霄冰指出“文化记忆所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 ‘与仪式相关的’和‘与文字相关的’两大类别”。^[35]张捷等指出文化记忆和文化资本具有良性耦合关系，文化记忆通过加强非遗保护从而加快文化资本化的进程，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关系。^[36]因此，地方创生通过整合五大要素营造社区，能够从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和交流记忆三方面确保非遗文化记忆在传承中的延续性。

（1）延续传承人文化记忆(www.xing528.com)

无论何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延续，它就还能可持续地发挥作用并继续发展；反之，若文化记忆消逝或消解，其文化也就不复存在。^[37]竹艺村的发展使“90后”的竹艺传承人重新回归乡村，继承传统。根据竹艺村纪录片《四世同堂》中成都市级传承人杨隆梅的口述，她于2011年大学毕业时曾去外地工作，因竹编生产正经历前所未有困境而不得不于2013年回到竹艺村传承竹编技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助推竹里的建成和文化创意乡创的发展，她的心态从放弃城市工作的纠结转变为只身为传承竹编的坚定。她在继续打磨技艺的同时，还为竹艺村小学上竹编工艺课，以求让村里的孩子也能了解和传承竹编文化。另外，杨隆梅赋予传统竹艺新的时尚创意，如设计“竹子+陶瓷”的茶具、“竹子+时尚品牌”的女士包袋。^[38]可见，竹编作为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既符合了不脱离日常生活的要求，又融入现代生活的需求。

另外，文化持有者经过挣扎后重拾信心，回归乡村的经历，丰富了其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意味着亲力亲为，也指亲身经历重大复杂的事情。对地方创生发展而言，故事驱动是内在驱动力，以参与和体验为表达方式。^[39]非遗传承人的生命体验首先使非遗的文化记忆得以延续，其次加深了传承人对非遗的认知、记忆，从而丰富了生命体验。生命体验不仅对非遗传承人的创作有积极作用，还能以真实故事原型为素材，对竹艺村创意旅游的发展进行故事驱动，从而留存了非遗文化的本真状态，也促使非遗文化融入了日常生活。

（2）共创村民社会记忆

地方创生的关键主体在于引导地方居民自主参与。前文提及的康纳顿认为对记忆的具体化描述，需要人们经历人与人及群体之间互相交流实践的过程。竹艺村的老村民和新村民都可以自主参与共创共建共享，因此在地方创生赋能非遗乡创的过程中，通过新老村民的接触与交流还能促成共建社会记忆的结果。

为了确保原村民的生活空间不被破坏，竹艺村引进新村民时不仅要控制数量，还要评估其项目方案和运营思路。简而言之，新村民要在尊重非遗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文创赋能。^[40]其中首批入驻的新村民冯玮通过经营遵生小院，实现了田园梦想。同时，她还在村中担任妇女委员会主任，她管理的竹艺村“妇女之家”被评为成都市示范点。^[41]新村民通过在村中参与社会实践，实现了康纳顿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流，使新村民和老村民对此产生了有关联的社会记忆。

此外，节庆的诞生或延续，本质上是以共同的精神分享和公共交流为基础的。^[42]前文论述了社会记忆是依靠仪式来集体共同享有的。竹艺村以竹编文化为核心，也设立了节庆活动。例如，道明国际竹文化节，包括针对儿童的“天府小匠人”竹编比赛、国际竹编比赛和文创体验、美食体验。通过诸如此类的节庆，老村民和新村民共同参与，留下文化记忆与社会记忆。此外，基于村民的农耕文化，每年还设有丰收节及秋收运动会。这些节庆活动都根植于非遗文化和农耕文化中，不仅有利于活态化地推广非遗竹编，相比普通的乡村艺术节，也更容易让新老村民理解非遗文化的内涵。节庆使新老村民产生共同的社会记忆，从而对竹艺村产生情感共通的记忆。因此竹编得以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氛围下，实现活态化的传承和创生，社会记忆的建构也使非遗文化深远的文化记忆更加完整和立体。

（3）留存游客交流记忆

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需要以特殊的载体（历史、传说等）呈现，而交流记忆的载体却很普通，即与同代人共享的回忆。^[43]因为创意旅游的过程强调文化旅游的体验和参与的重要性，所以竹艺村的游客可以通过各种活动及多元场景参加深度文旅体验（如竹编研习课、民宿体验、参与节庆等），通过获得展示机会、体验和精神价值等方式在此留下交流记忆。地方感包括三个维度，即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44]地方感是有关情感和精神的回忆，游客在这里留存美好的交流记忆，有利于对此产生地方感，并与竹艺村建立情感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有助于吸引游客再次游览，还能够使游客对文化遗产产生文化认同，从而树立起保护意识，也能解决非遗脱离生活和本真状态的问题。当公众的保护意识增强，共创性的保护可以增强非遗传承的社会属性，在达到活态传承的同时，也能让社会力量融入共保非遗文化记忆完整性的实践之中。

非遗的活态化传承既要考虑市场开发，又要考虑文化传承记忆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文化创意管理手段介入非遗传承是兼顾经济效益和文化延续的一种选择，而以创意旅游为抓手的地方创生模式，能够使非遗活态化开发从可能变为现实。出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地方创生模式既可以通过市场开发有效地振兴乡村，还可以通过构建文化认同、加快文化重构、延伸文化记忆这三种方式延续非遗文化传承记忆。在延续传承记忆的过程中，文化认同有助于文化重构，而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能够融入现代化元素，因此非遗文化适应了文化创新的要求，最终促进了非遗文化记忆的延续。自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建设美丽乡村更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地方创生模式可以更好地开发非遗乡村，增强城乡“链接”，促使非遗和乡村、城市形成“城市拥抱非遗文化，非遗文化反哺乡村”的良性互动。同时，这种模式也为兼顾传统与创新的传承非遗乡镇开发提供了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