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与电影的共同发展：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电影进入美术馆的历史，最具代表性和探索性的就是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1935年成立的电影图书馆项目（Film Library）。海黛·沃森（Haidee Wasson）梳理了美术馆与电影共同发展的整体脉络，完成了《博物馆电影：现代艺术博物馆与艺术电影的诞生》（Museum Movies：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and the Birth of Art Cinema）一书的写作。在书中，沃森指出，将电影纳入博物馆展陈是MOMA为适应社会文化潮流采取的重要举措，但更重要的则是肯定了博物馆电影的艺术价值，“宣布电影是一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现代艺术”。MOMA通过设置电影图书馆项目，主张电影作为新的现代艺术应该被收藏、保存、研究，以及最为重要的——被观看到。

二者共生发展的基础开端在于博物馆对于电影的合法性认可。沃森认为，电影图书馆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新大众博物馆学中起到了双重作用，不仅某些电影被认为是运动、蒙太奇和抽象等新艺术的例证，而且电影与现代发行、展览和其他传媒手段的相互渗透，也被认为是博物馆的一种新模式。在前一方面，文化研究和博物馆研究都借鉴了美学、政治学的理论，学者们通过分析博物馆的分布模式、艺术品选择等，认为博物馆是意识形态复杂的场所，充斥着确认主流文化和国家权力的重要合法性活动。丹尼尔·J.谢尔曼（Daniel J.Sherman）和伊里特·罗格夫（Irit Rogoff）等认为博物馆是一个融合点，是历史结构和叙事的混合物，是实践和策略的展示，是各种统治意识形态的关注点和需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艺术博物馆是一个特征明显的“崇拜场所”，通过对艺术博物馆进行分类、描述，举行符合行为准则的行为仪式，特定形式的知识被组织起来并合法化。因此，电影进入博物馆，使人们得以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审视电影作为艺术的价值所在。

二者共生发展的重要影响体现在对电影和博物馆提出了社会化经营的新挑战。这也是沃森所指出的双重作用的后一方面，电影进入现代艺术博物馆带来了众多的挑战，电影放映者无法期望观众完全沉浸在传统的氛围中，安安静静地完成欣赏。相反，观众会随意走动、交谈、评论，对于原本让人伤心落泪的镜头进行嘲讽。观众在观赏电影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随意性和破坏性，甚至比参观正常的博物馆项目时表现出来的随意性和破坏性更大。尽管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与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的紧密相连的经营思路，让电影走入博物馆仍然为其充分社会化的经营模式带来了挑战。这种奇妙的混合作用使人们不禁思考，观看电影或欣赏美术馆的观众如果在美术馆观看电影，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这种对于常态生活的颠覆和对于“崇拜场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传承，对电影与美术馆的跨媒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二者共生发展的未来前景来自跨媒介环境下面对的相同挑战。在传统研究中，博物馆及艺术博物馆往往被赋予与大众媒体相反的角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被认为在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维持着尖锐的分歧，大众媒体消除了这些区别。然而，正如林恩·斯皮格尔（Lynn Spigel）在1950年对艺术和电视的讨论中所展示的那样，艺术和媒体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电视媒介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非是消除诸如高与低、艺术与商品、原作与复制品各自的区别，而是尝试重新配置其类别定义。博物馆本身也在通过一套普遍存在的观念和论述进行重塑，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电视出现之前，博物馆已经开始努力协调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协调权威的知识体系、展览模式和行为目标。沃森认为，在整个20世纪，大部分的文化场所和文本被现代媒体的逻辑所动员，MOMA在传统的意识文化传播之外，更是一个日益机动化，融合了机械复制、发行和展览等技术的博物馆。跨媒介的出现要求人们认真地重新思考机构的边界，以及其权威的手段和方法。在传统意义上，博物馆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永恒价值的宝库，但随着现实文化社会的发展，临时展览、旅行展览、广播节目、电影图书馆、明信片和咖啡桌、艺术书籍等都已经成为实现博物馆功能的一部分。永恒的杰作、文化权威和美学的完善，都以构成现代生活的短暂、可随意使用和平淡无奇的形式融入人们的生活中。电影、摄影、设计、工业艺术和广告都是美国消费文化的参与者，它们与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对立的关系。这种大众媒体与高雅艺术的边界和定义不断地被再分配，为电影艺术的持续发展和先锋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