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资本的价值转换在赋予社会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城市社会规范的不断修正和稳定。城市设计并非“价值中立”,它是城市主要统治力量对“城市内涵”的诉求作用于城市形态上的“符号性反映”。[26]因此,在城市更新中的主要权威行动者的变迁,也会导致城市形态和城市内涵的“符号性”变迁。城市更新的不同阶段,处于优势、劣势地位的不同阶层通过组合并相互作用,不断进行城市文化符号构建、嵌入、价值赋予并产生城市文化认同,推动城市更新进程。
史家胡同片区在最开始以朝阳门街道办为主要推动者,引入社区基础设施、激励机制、平台、政策。如今街道办以自营、合作共建、第三方运营文化空间等多种方式推动社区更新体系的进阶,史家胡同博物馆作为引入多方资源的平台,收获的品牌和社会认可不断扩大。这样的平台成为融合、创新、蓄力的核心力量,从而避免地方政治力量、商品经济力量过于简单地介入从而扼杀城市文化遗产本身的社会价值。[27]文化创意企业在其中处于探索和孵化阶段,尽管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矛盾,但它们仍通过赋予活动及创作体验以意义,构建着自身的文化符号,进行着从劣势话语地位向社区更新话语主流的斗争。(www.xing528.com)
在符号资本的催化下,创意资本持续进行跨文化、权力、经济场域的转化,即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一体化,从而连通像史家胡同这样的城市节点,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提高经济及社会效益。随着创意阶层逐渐从边缘地位走向中心,是否仍旧以某种主流价值观作为主导进行空间生产才是最佳选择?文化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如何才能避免落入现代城市的“理性怪圈”?以理性的方式来批判理性,这个逻辑框架仍然难以跨越。如何解决城市存在的简单性问题、无序复杂性问题、有序复杂性问题[28],简·雅各布斯认为应当将城市问题作为有序复杂性问题来应对,面向过程,归纳推导,寻求“平均的”大变数之下的“非平均”小变数[29]。同理,未来城市创意空间的公平、规范的形成也不一定是排他性、单一主导性的,而可以是引入式的、多方参与的、多元诠释的,并转化为对文化多元性的促进和对城市优质环境的塑造,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提供文化基础,从而构建文化多元的、活力充沛的城市,孕育出城市自我再生的能力。胡同空间激活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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