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与社区主客观照-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文化资本是由创意阶层的思维活动天然形成的，它关注个人或团体如何在世俗和理论层面解释与交流美学体验的内涵，强调文化场域中个人、组织和社群的潜在能力。文化资本可以被复制，并且可以被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所传承。因而，文化资本可以依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和城市空间，由本地向外辐射至更大范围。其积累和转化的过程体现在：吸引创意阶层集聚并为其提供交流学习、获得灵感的涵养环境；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发散美育功能，延续城市文脉。但在此扩散的过程中，文化资本的配置在“主”与“客”之间产生“错位”，引发了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反思。

700米长的史家胡同，走过了700年的光阴，号称“一条胡同，半个中国”。清政府游美学务曾处将考场设在史家胡同，这里走出了众多文化革新运动的先驱，原址上建起的史家小学更是远近闻名。这里曾是众多文人墨客聚会的场所，也是傅作义、章士钊、荣毅仁等名人的居所，以及北京人艺的摇篮……史家胡同空间承载着一代代的家国精神、文人理想，同时也夹杂着胡同生活的茶米油盐、城市发展的时代染色，她仍旧以独有的场所气质吸引着许多从异地来到北京生活的、进行驻地艺术实践和前来交流探寻的人，为社区文化身份认同和胡同的“在地性”带来新的元素。史家胡同博物馆作为胡同场所的文化磁石，立足于史家胡同的文化氛围，对外产生向心力，促进了不同创意阶层之间的聚合和文化资本的积累。这里的创意阶层由四种人群组成：一是街道社区、居民、高校群体；二是博物馆自己构建的团队（规划师、馆员、实习生、志愿者）；三是合作方平台（规划机构、文化合作机构、科技企业、媒体等）；四是外部社会力量（公益机构、文化单位、研究单位等）。例如，在高校资源方面，史家胡同博物馆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北京高校学生群体、研究者建立了胡同里的高校实践基地，“胡同微花园”就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侯晓蕾老师带领艺术花园景观设计专业的同学，联合当地居民的参与设计改造完成的。在实现胡同空间美化设计的同时，该项目还为创意知识、创意人才提供了成果转化和人才培育的实践平台，促进了关系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史家胡同博物馆作为平台，通过合作共建、资源置换等方式将这些创意组织联结起来，通过不定期发起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如沙龙、讲座及工作坊，起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美育教育的作用。例如，史家胡同博物馆参与发起了“名城青苗培育计划”，组织热衷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机构和个人，推出系列活动，通过史家胡同的探访、手工坊、读书会、大讲堂、科普讲座等形式增强孩子们对自己所生长的城市的感知，培育更多热爱城市、热爱传统文化的保护人。同时，此类活动也促进了社区“儿童友好城市”理念的推广，增强了人们对周边生活基础设施提升的意识，使他们更多地思考城市发展和建设与孩子之间的生态关系。这些是对城市更新更加有益的传播方式和做法，促进了胡同中多元群体参与到胡同美育的身心实践当中。(www.xing528.com)

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辐射扩大的过程中，社区博物馆的社区性和公共性的平衡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起初，史家胡同博物馆为了拓宽与居民直接交流的渠道，创建了博物馆会员制度，居民们可以通过会员渠道直接报名参与活动，甚至提出自己的活动方案，寻求资源支持。但是，随着会员平台的扩大，会员中本地社区居民占比仍不足7%，而更庞大的会员群体来自社区之外。文化资本价值转换的辐射力仿佛越过了本地的圈层，在社区周边甚至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共鸣。“外来人不仅是文化内容的消耗者，同时也是外来文化的资源。他们在激活空间。”^[13]史家胡同“本地”的“主”显得被动，“异地”的“客”反而基于“本地”在其自身的映射，成为一支具有影响的“本地”更新力量。“资源有限”引向的关于实践的问题是，“社区性和公共性的界限在哪里”“保留和更新的界限在哪儿”。一方面，创意组织本身在调整自身定位，如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对于“艺术社区”的理念践行，从刚开始集中在现代艺术社交圈层内，到越来越重视回归社区本土当前的实际诉求，推出“老好使shop”“老年小卖部”“红集”“特色历史教育”等主题项目，强调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资源对接”比“资源有限”更应受到重视，这就要求社区更新的主导者更多地思考要“引入什么样的创意组织”“以什么形式引入这些组织”。众多的“异地”的创意组织深受类似史家胡同这样的文化节点吸引，对其抱有更多使命感和价值感的诉求，而“本地”的实践者却有着“环顾无人、手中无物”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