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建筑古迹、城市空间的保护,更是对胡同文化风貌、胡同集体文化记忆的保护,二者的统一性体现在“文化记忆在特定的地域中达成最持久的延续”[10]。场域理论中的关系资本被定义为场域中的行动者是因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获取资源的能力。一方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相应地要求其实践的行动者发挥各自社会资源优势,结成多元、多维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开展;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空间的秩序组合、氛围显现,为群体聚合、交流表达、信任重建、区域协同等关系资本的积累转换提供场景载体,从而构建起“城市空间—文化记忆—社会网络”循环式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关系。
胡同中有不少极具历史风貌及文化价值的建筑,或年久失修濒临倒塌,或构件缺失损坏,或违搭违建挤压公共空间,因此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推动传统风貌保护迫在眉睫。院落改造团队以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为平台,探索从前期探勘、启动宣讲到方案设计公示,再到实施准备、动土施工等环节的公众全过程参与,确保院落公共环境提升、风貌建筑维护复建,并以“小院公约”等自治形式固化下来保障公共空间的后期维护。除了院落改造这样较集中的空间更新项目,长效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也为居民、志愿型专业设计机构、街道社区提供了协商共治的窗口。东四南文化精华区治理创新平台孵化的“朝阳门Walk &Talk”带领不同领域人士通过“Walk”(走街)共同探访某一场所空间,通过“Talk”分享感受。规划者、实践者、居住者聚集和漫步在胡同空间中,共话老城社区的文化风貌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胡同文化遗产还留存于胡同社区的集体文化记忆中。一方面,通过多形式收集集体记忆。史家胡同博物馆通过向本地居民采集口述历史、展览居民捐赠的老物件、收集胡同街巷叫卖声,让人们联想起往日的胡同意趣。45号院原主人凌叔华的外孙秦思源,是“胡同声音”的策展人。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听到那些声音,“心回去了,就像身体的记忆被打开了”[11],它们唤起了身处现代化浪潮中的人们对老北京的记忆。另一方面,记忆总是在向前,集体文化记忆更新应当在何处被接受?当地居民在集体记忆更新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是集体记忆的深切体验者。史家胡同文创社通过发起社区艺术家活动,挖掘多位社区居民的书画作品、签约史家胡同文创社区艺术家,激发居民自发地参与这样颇具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再造。(www.xing528.com)
胡同社会网络在推动胡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同时,自身得以形塑。史家胡同城市保护实践促进多方创意关系和社会资源结成了“政府—社区—协会”“政府—大学—产业”“政府—艺术—企业”等多种机构联盟组式。2014年9月,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利用“政府—社区—协会”的组织模式,调动社区内部居民主动参与到协会当中,与政府、产权单位、专家和志愿者等一起参与街区保护,推动相关街区微改造的项目,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创新性街区保护机制。北规院联合街道办和北京工业大学,三方合作构建“东四南文化精华区治理平台”,利用“政府—大学—产业”的组织模式,更加深入地参与文化和城建部门对街道更新的对接工作。一方面发挥在地优势,长期跟踪社区情况因地制宜地治理;另一方面,不断完善专家库、媒体库、合作资源库和空间资源库等“四库”建设,引入9家专业城市规划设计公司团队构建“社造联盟”,共同参与到城市空间改造项目规划设计中,并成功推动案例的传播和城市更新理念的普及。此外,博物馆还推动建立了“政府—艺术—企业”的“文化共同体”[12],协同周边社区引入第三方文化创意企业。例如,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史家胡同文创社、朝西工坊等,通过吸引不同创意阶层加入持续引入各类型胡同关系资本,并且不断地将其转化为文化资本。再如,史家胡同博物馆引入城市规划设计师团体,通过胡同空间改造,起到了树立和传播胡同空间美学理念的效果;隔壁不远的内务部街27号院子则主打“艺术社区”,引入一群海外归来的艺术留学生团体,为胡同生活提出新的社区生活解决方案;朝西工坊则是由工艺美术设计团队组成,除了给社区带来一些工艺手工体验,还提供上门维修服务,帮助解决胡同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不同的文化创意组织给胡同带来不同的功能、意义和影响,而这些组织的跨界合作促进了整个胡同的公共创意空间的建设,为社区输入了多元的社区关系机制,也调动了更大城市区域中的创意组织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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