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价值引领商业价值：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在商品经济下的新艺术体制中，批评家是连接艺术家与收藏家的中间环节，起着为艺术品价值背书的重要作用，引导着整个艺术市场的品位，这是新时代赋予艺术体制的新逻辑。曾经活跃于美术刊物上的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文本批评，而是更加积极地走向社会，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通过展览这种更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传播形式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争取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坚持摸索艺术与商业的边界。

“广州双年展”是批评家将艺术批评权力与市场结合的一次实验。“广州双年展”的评审机制以艺术主持为中心，由艺术评审委员会和资格鉴定委员会共同参与。艺术评审委员会成员包括易丹、严善錞、邵宏、杨小彦、黄专、祝斌。他们负责评审展览作品，提名27件获奖作品，并写出评审意见。资格鉴定委员会成员包括皮道坚、彭德、殷双喜、易英、陈孝信、杨荔、顾丞峰。他们负责组织学术鉴定、作品定价、监督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工作，对参展作品进行风格分类，组织编辑《江苏画刊》专号稿件等。这些委员均是当时拥有一定知名度、比较成熟又十分活跃的中青年批评家。“广州双年展”组委会向每位评委和鉴委支付3 000元的评审费用，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报酬，足见组委会对批评家的专业评审意见非常重视。艺术主持人吕澎负责主持整个评审工作，他是协调艺术评审委员会与资格鉴定委员会关系的中心枢纽，拥有评选的最终仲裁权。

评审会于1993年8月23日正式成立，至9月1日正式解散。“广州双年展”组委会共收到报名作品约600件。经艺术主持、艺术评审委员会、资格鉴定委员会的反复筛选，最终确定入选作品约400件，落选作品约200件。在约400件入选作品中，有90件作品获得文献奖、学术奖、优秀奖三类奖项的提名资格。经投票表决，90件作品中又选出54个提名奖作品。最后，由学术总监、鉴委皮道坚主持，由易丹、严善錞、邵宏、杨小彦、黄专、祝斌6位评委对54个提名奖作品进行投票，选出27个获奖作品，并为具撰写评审意见书，最终由艺术主持终裁，产生正式获奖名单，其中包括2个文献奖（奖金具体获奖作品、作者及奖项如表2所示。5万元人民币）、5个学术奖（奖金为3万元人民币）、20个优秀奖（奖金为1万元人民币）。

表2　“广州双年展”获奖作品

来源：《中国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作品文献》，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10月。

学术评审并不是“广州双年展”的唯一目的。在评审之外，“广州双年展”还承担着销售艺术品的工作。在中国，“广州双年展”第一次提出了双年展的概念，该双年展与国际通行的以学术性质占主导的“双年展”有较大区别。它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艺术博览会”，展览的英文翻译“Guangzhou Biennial Art Fair”正透露出其商业属性。

“广州双年展”与艺术家约定，广州双年展组委会将在展览期间及此后六个月内担任参展艺术家的销售代理人，并在双方商议的价格幅度基础上代为销售作品。作品售出之后，甲乙双方^[7]按税后70%（甲方）和30%（乙方）分成，所得税由乙方代为交（缴）纳。由此可见，“广州双年展”既是艺术价值的评判者，又是艺术作品的临时代理销售者。虽然主办方坚持宣称“广州双年展”实现了“学术价值对批评价值的引领”，但是身份的模糊性还是引发了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的质疑与批评。(www.xing528.com)

“广州双年展”开幕后，1992年10月26日在广州华南植物园举行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8]研讨会，引发了与会者对“广州双年展”的讨论。范迪安发言说，“双年展以一家公司为后盾办展，其终极目的在于盈利，因而批评家的参与不能视为真正的参与。批评家与公司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主持人仅是西蜀公司的代表。从本质上说，艺术家与市场永远是异己的力量”。栗宪庭在发言中说，“今天，我的右边坐的是吕澎，左边坐的是王林，他们分别代表了双年展与文献展。尽管追求不同，但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他们在当代都呈现出一种病态！……吕澎过于乐观，他已掉入商业的陷阱；王林过于悲观，他将自己封闭起来。我来广州前很高兴，到了广州后却很失望，我很担心现代艺术会被商业压垮”。

“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的策划人王林对市场怀有批判的态度，他极力捍卫批评的学术地位及独立于市场的立场。在“广州双年展”前后，他接连在《江苏画刊》上发表了《定位和定价——略论市场机制的建立》《市场神话与艺术权威——再论批评与市场的关系》这两篇文章，分析了批评与市场的关系。他指出批评的归宿在于定位而非定价，定价必须经过操作，但不一定是批评定位的结果，批评在定价过程中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批评对于投资性收藏具有指导作用。在“广州双年展”之后发表的文章中，他鲜明地批判了市场对批评的收买，强调批评的独立性，认为“艺术批评自有其价值，这种价值可以独立于市场之外”。

曾经为“广州双年展”写下《谁来赞助艺术》的批评家黄专在回首过往时指出，“广州双年展”是由幻想支撑的乌托邦之想。他在2006年接受《艺术世界》采访时坦言，当时参与“广州双年展”是为了验证商业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现代艺术的运作方式，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乌托邦之想”。“‘广州双年展’是由两种幻觉组成的，一种是市场幻觉，一种是批评家、策划人可以左右市场的幻觉。其实策展人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当时也根本没有艺术市场，就是‘骗’了几个老板而已，但是双年展确实是中国现代艺术第一次主动地调动社会力量，至少调动了几个收藏家和老板。”

易英对市场与前卫艺术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市场与前卫艺术是相悖的，市场总是倾向于投资那些已经被社会所接受的样式化风格。他指出，“批评的生命力在于其前卫性”，“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批评家关注的应是有创造性的创作行为，而不是如何进入市场的商业行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被搅到一起了，甚至为了建立由国内收藏家收购艺术品的国内市场，这种设想本身也被想象成了前卫艺术行为”。

以上批评家对于批评与市场的关系持有不同观点，这表明在商品经济情境下，批评家的身份面临重新定位。批评家与商业资本在合作中遇到的各种冲突和障碍，暴露了非功利性的、追求独立价值的艺术批评与功利性的、追求收益回报的商业资本之间天然的矛盾关系。刚刚迈入市场经济语境的中国艺术界还缺乏一种既能够吸纳社会资金又能为艺术批评追求独立价值提供充分空间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