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艺术市场频频传来天价神话的消息[3],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开始尝试将艺术品投资作为财富管理的一种方式,并将投资艺术视为树立企业文化形象的一种手段。“广州双年展”不同于以往艺术展览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的投资方为私人企业——成都西蜀公司。该公司以经营汽车配件为主要业务。青年艺术批评家吕澎经大学同学介绍结识了西蜀公司的老板罗海全。罗海全聘请吕澎当艺术顾问,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办了一家艺术公司,为汽车配件公司做公关服务。1989年,吕澎与易丹走访重庆、长沙、昆明等地的艺术家,打算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现代艺术家的电视片。在拍摄中,他了解到艺术家们艰难的创作处境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当时,王广义生活困难,吕澎说服了担任公司经理的大学同学孙玉泾、唐步云买下王广义的“后古典”作品。有感于艺术家的困境,吕澎希望寻找一种有别于传统艺术体制的新的展览方式,通过调动市场资源,以吸引企业家进行艺术投资的方式为艺术家们寻找发展出路。经过若干次讨论,吕澎向罗海全提交了“广州双年展”的方案,期待“造就一片新的空气”,“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一次展览、发表、卖画的机会”。该方案提出展览可通过报名费、广告赞助、作品销售等收入收回投资,这使罗海全认为投资艺术展是可行的,并最终决定投资“广州双年展”。
随后投资方成立了“西蜀艺术公司”作为“广州双年展”的运营主体,公司总经理罗海全任“广州双年展”组委会主任。西蜀艺术公司聘请吕澎为艺术主持,并与吕澎签订了首届广州双年展责权分配合同,合同约定了乙方(吕澎)的义务是“按组委会决定的工作方案负责该展览的筹备、宣传、组织及实际工作履行,负责邀请至少800名艺术家参展”,乙方的权利是“负责展览的策划及实际操作”。合同同时约定甲方(西蜀艺术公司)“必须承担展览的投资及组织工作”,“由甲方支付该展览赢利的20%给乙方”。
1992年1月,西蜀艺术公司向成都市武侯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提交了《关于举办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的报告》。2月初,又向成都市武侯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提交了《关于组建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组织委员会的报告》。2月下旬,该报告得到了成都市武侯区文化广播电视局的批复许可。1992年1月23日,“广州双年展”组委会还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当代文化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艺术家画廊的名义向广州市文化局文化管理处递交了关于办理刊登广告征集业务的申请,并于当月25日获得批复许可。在批复中,广州市文化局文化管理处要求“展品交送我办审核后才能展出”。
与20世纪90年代其他当代艺术展览略有不同的是,“广州双年展”在内容审查方面,并未承受过多来自官方的压力,反而是资金问题成了最大阻碍。根据1992年4月26日的一份文件《关于双年展预算修正计划》显示,此次展览的总体预算为247.3万元,包括展览组织工作花费、广告宣传和画册及获奖作品的奖金。展览计划通过收取报名费、销售出版物、参展作品和门票等方式收回投资。投资方由于经济实力有限,实际只打算出资45万元,资金缺口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销售作品来弥补,所以在展览筹备期间各方都承受了巨大的筹资压力。
为此,“广州双年展”专门制订了投资方案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在《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认定书》中,组委会将参与此次投资活动的投资金额分为从1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35万元到1万元的13个等级,并规定了相应的投资回报。其中第一级投资为150万元人民币,投资人将买断并收藏所有获奖作品(共27件),其获得的经济利益为:(1)拥有27件获奖作品的所有权及其他新闻版权;(2)主办单位代表拍卖的收入全归收藏单位;(3)收藏作品(获奖作品)受邀到国外展出时,其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均归收藏单位独享。同时,投资者还能获得相应的广告收益,如在《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获奖作品》高级画册上呈现收藏单位的名字,在5家国际知名艺术刊物及国内《羊城晚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江苏画刊》等报刊上做专题介绍,于《艺术·市场》发表所有收藏作品并呈现收藏单位的名字,在“广州双年展”展览期间在大型广告宣传招牌上呈现收藏单位的名字等。此外,“广州双年展”组委会还承诺“两年内收藏作品未能增值3倍,主办单位将原投资(除广告、宣传费用外)奉还。按国家正规贷款利息补偿。作品收回”。
1992年8月,在资金问题一筹莫展之时,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购买“广州双年展”的27件获奖作品。因为急于获得投资,所以主办方最终与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谈定的出资额为100万元人民币,而非投资方案中的150万元。即便如此,这次购买行为依然成为“爆炸性”新闻。1992年8月27日,《羊城晚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文章《中国艺术市场初露端倪,可能成为房地产及股票之后的投资热点》。1992年11月25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用100万元购买“广州双年展”27件获奖作品的整版广告版面。这笔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展览的资金压力,促使“广州双年展”于1992年10月23日在广州中央酒店国际会议厅正式开幕。
这27件获奖作品中,一部分作品很快再次进入了市场。《艺术·市场》第9辑的一篇文章——《拍卖进入“双年展”历史》报道,“广州双年展”的27件获奖作品之后参加了香港亚洲艺术博览会,其中的5件作品被深圳华韵艺术公司以数十万元购得。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进行了中国油画专场拍卖会,拍卖项目全部为当代艺术作品,这在中国拍卖史上尚属首次。这场拍卖会的拍卖额为196.13万元,成交率为70.59%。这次拍卖作品中有8件选自“广州双年展”获奖作品,其中4件未成交,4件成交,成交作品的总成交额为152 900元。具体作品及成交情况见下页表1。(www.xing528.com)
表1 1994年嘉德春拍油画专场中“广州双年展”获奖作品成交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cguardian.com/AuctionResult.html)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飞速发展,“广州双年展”的一些获奖作品成为拍卖场中炙手可热的拍品。例如,获得“广州双年展”文献奖的王广义《大批判——万宝路》在匡时国际2008春拍中的成交价为1 097.6万元[4];获得“广州双年展”优秀奖的张晓刚《创世篇》在香港苏富比2010秋拍中成交价为5 218万港元[5];获得“广州双年展”优秀奖的毛旭辉《92家长》(大三联)在北京保利2019春拍中成交价为1 265万元人民币[6]。
虽然“广州双年展”的 部分获奖作品在艺术市场中实现了较大增值,然而作为主要投资方的西蜀艺术公司并未从展览中获得预期的经济收益。西蜀艺术公司只是一个注册资本30万元的小公司,此次展览投资金额大大超出了公司的承受能力。而且西蜀艺术公司对于艺术的理解较为局限,一发现从展览中无法得到预期的利益,就放弃了对艺术的投资,甚至不愿继续承担法定的责任。展览结束后,西蜀艺术公司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艺术家们的部分画款,很多作品也没有退还给他们。尽管艺术家们试图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利,但是遇到了执行难的问题,这使得很多遗留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西蜀艺术公司的行为反映了在艺术市场发展初期,企业对于艺术投资的理解还非常有限。艺术投资需要较长的操作过程,涉及评论、展览、新闻推广、出版等一系列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切忌急功近利。许多企业对艺术市场运作方式的特殊性了解不够,加之艺术市场信息不对称,使得艺术投资带有极大的风险性。当投入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回报时,企业就中途退出,导致艺术品的市场价值难以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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