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传统的定义已难以界定不断突破自我边界的艺术探索，于是一种新的艺术定义随之诞生。新的定义关注的，“不是我们从艺术作品中直观到的某种外显特征，而是隐藏在艺术作品背后的某些非外显的特征”，这是当代艺术定义理论与传统艺术定义理论的显著区别。它是由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构成的“理论氛围”。受亚瑟·丹托在论文《艺术世界》中提出的“艺术界”（artworld）概念的启发，乔治·迪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构建他的艺术体制理论，并用“艺术界”的概念设定了艺术的“程序定义”。在迪基看来，一个物品要变成艺术作品就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首先，它必须是某人怀有艺术意图制造出来的；其次，它必须为艺术界所接受。迪基与丹托的“艺术界”概念有所不同。迪基的艺术界是由艺术家、艺术公众、艺术媒体、艺术机构等构成的艺术体制，是一种社会学概念，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丹托的“艺术界”是由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等组成的理论氛围，是一种哲学概念，是“逻辑关系的总和”。伴随艺术新定义的发展，基于艺术社会学的艺术史研究方法随之兴起。研究者逐渐将目光由作品和作者本身转向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更加广阔的领域，从而引领艺术研究进入了新世界。同时，一些社会学家也开始研究艺术体制。
18世纪，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美学学科的建立，诞生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现代艺术体制开始成长。在艺术市场中，艺术家通过自由交易将自己的作品出售给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买家。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传统艺术体制及艺术家对艺术赞助人或官方保护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此结束，艺术家获得了创作自由与经济独立。随着艺术市场的逐渐成熟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出现了艺术品经销商、画廊、艺术批评家、艺术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媒体及出版社等现代艺术体制的要素，它们在艺术家与买家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也在艺术品的传播与接收环节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艺术体制因特殊的历史背景建立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随着市场经济的合法化获得发展空间，在效仿西方的同时更有鲜明的特色。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中国的艺术市场快速发展。艺术产业的实际需求也催生了艺术管理学科的发展，促使关于现代艺术体制要素的研究成为艺术管理领域的热点。(www.xing528.com)
本文将聚焦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艺术市场建立初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广州双年展”这一典型案例，对中国艺术市场萌芽时期的艺术投资人、批评家、艺术家、媒体、法律制度等现代艺术体制要素进行分析，以期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艺术生态的特殊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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