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不仅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同时也有多样的途径。其中,和平与暴力是两种基本的途径。暴力的交往形式,可以分为统治的暴力和反抗的暴力。以极端暴力为核心的战争也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促进人类历史进步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反抗被压迫被剥削的暴力能够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恩格斯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31]但是,暴力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的人类交往方式,从社会整体讲,它会导致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遭到严重的破坏;从一定群体讲,它会使得群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减少,以及群体自组织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从个体角度讲,也会使得个体的本质力量及其实现遭到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形式越来越被加紧利用。”[32]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征服、占领、掠夺、抢劫、破坏、凶杀充斥其中,大型战争有一万四千多次,平均每年近3次。中国自古以来发生的大小战争不下3万次。20世纪的100年内,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全世界80%的人口和84个国家及地区卷入了战争。
战争交织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人性等许多因素,或者说是这些因素复合的产物。其中,经济因素始终是占首位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分析过与战争相关的征服和占领两种情况下交往的状况。对于文明征服和野蛮占领来说,往往会迫使野蛮民族(这里应该称之为落后民族)实行征服者的制度,并接受其文化。“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机器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民族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3]而野蛮人对高于它的文明的占领和征服并不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取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34](www.xing528.com)
和平的方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占主导地位的交往途径。从经济方面看,它体现为社会的或个人的劳动和产品的交换。“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35]商业贸易,包括本国或本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它满足了人们对产品的不同的需求,促进生产水平和工艺的改进。从政治交往角度看,不同文明制度之间的借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民族自身对先进制度的主动或被动的学习和吸取来完成的,不同政治制度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调和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依靠和平的外交手段来实现的。文化交往是各民族、各国家最容易接触和接受的和平交往方式。这一领域既包含不同文化因素的碰撞,也有会通、融合。世界各族人民,无论在种族肤色、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价值观念等方面有多么不同,其在音乐、绘画、歌舞、雕塑、工艺美术等艺术的创造和审美情趣方面,在对星空的仰望和对道德律法的追求上面,都有着共同的需要和追求,这是不同民族进行交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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