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横向角度看，交往是一定历史时期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内部的传承，特别是民族之间的交往，而这一过程应该是在“物的依赖性社会”，即商品经济社会兴起以后，这种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2]在民族内部，交往即表现为交往形式是否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水平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还表现为其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自己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本身的世代传承，也表现在民族内部人们之间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从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看，民族的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高低，决定着这一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文化的本质属性，它对异质文化的或者侵蚀，或者融合，即渗透力等，也决定着交往过程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民族文化的永续存在以及某一民族在整个世界发展中的地位，都与交往直接相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的扩展情况。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3]资本主义兴起后，民族史逐渐地转化为世界史。“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2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汇总越是扩大，各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5]而这一过程是人的本身的实现过程。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单个人才能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的能力。”[2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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