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所谓三大社会形态是根据社会主体——人的发展状况来划分经济社会形态的,或者是根据宏观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划分的。
第一种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性社会,或者是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们之间狭小范围的交往。“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0]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低下,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相对弱小,加之地域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活动范围的狭小。“自然界起初是作为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认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11]人的生产主要是满足自身消费。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出现,原来的自由平等关系被打破,劳动者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要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进行生产。“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12]在这一阶段,人们出于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依赖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最初表现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氏族、部落等),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出现,逐渐表现为地域共同体(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农业公社和城市公社)。在这种共同体内部,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最初是以人与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且要受到一定的地域范围的制约;后来,由于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出现,人们之间的交往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在原始社会初期,人就要依赖于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如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氏族公社等;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就要依附于社会既有的阶级、等级或特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限制于严格的等级之中。处于这一形态中的人的交往极其贫乏,表现在对共同体的极大依赖性。“在这一形态中,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13]
第二种社会形态,即物的依赖性社会,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独立交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4]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飞跃性发展、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又由于交换的普遍形成、交往方式的普遍展开,人类认识、改造乃至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以及自我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在人本身的发展状况上,个人的独立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以政治、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造成了人的需求的多样化、能力的差别化,塑造了人的独立的个性化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手段都突破了传统的地域或者基于地域和血缘限制的群体和共同体。个人虽然获得了独立性,虽然这种独立性是形式上的、片面的。在这一阶段,个人基本上受物的统治。人对物的依赖表现为:交换者的相互关系对货币或交换的依赖,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对机器体系的依赖等。“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15]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受劳动方式的束缚。分工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人的分割,把人限定在越来越小的领域中,使人成为单向度的片面的人。总之,人的依赖性社会或者商品经济社会中,交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某一共同体本身,而且变为世界性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独立地交往。(www.xing528.com)
第三种社会形态,即个人全面发展社会,真正自由而普遍的交往得以建立。“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6]这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交往的普遍化、人类自身的逐渐完善以及社会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时,劳动不再是人的谋生手段,而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旧式的分工消失。“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7]商品生产和交换已不存在,人能够支配自身生活的社会环境,人真正成为社会和自身的主人。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普遍的交往,实现了自由自主的社会关系,从而能够真正确证人作为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18]而达到这一阶段最基本的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够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9]总之,在这一历史阶段,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交往普遍化,精神高度自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消灭,社会劳动各尽所能,消费品按需分配,等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
以上三种社会形态中的交往的发展是相互连接,依次递进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链条之上,每一个阶段为下一个阶段创造和准备条件,体现出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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