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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二元善在慈善思考中的形而上解读

时间:2023-07-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亚里士多德对“善”的规定性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论断。亚里士多德的“知”和“行”的二元分立是对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一种超越。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通过“善的理念”对善的定义过于抽象,这样会导致人无法获得和践行。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善”关涉的是具体的、个人的、此在性问题,具有浓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依据这种等级秩序体系,亚里士多德将“善”划分为“一般的善”和“最高的善”。

亚里士多德二元善在慈善思考中的形而上解读

“善”是“知”“行”合一。亚里士多德对“善”的规定性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论断。他认为这种观点仅仅停留在获取知识的表层,至于获得知识之后的如何实现问题,苏格拉底没有做进一步分析。而且,苏格拉底要求关注自己的灵魂,以相信人的“知”和“行”始终合一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则强调作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善”的根本任务并非单纯地为了求知,而是在“知”和“行”上寻求同一。就是说,仅仅知道什么是善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善的认识通过行动付诸现实,所以,他更加强调实践理性在伦理学上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的“知”和“行”的二元分立是对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一种超越。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通过“善的理念”对善的定义过于抽象,这样会导致人无法获得和践行。柏拉图“善”思想的起点是对智者派相对主义的反驳,他接过苏格拉底未竟的“定义”工作,关注的是寻求事物的“应然”,追问的是先验的本质问题,而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要思考事物的“实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关注的重点应不仅是本质问题,除了“是什么”,还应当去探索“如何做”,即更加强调人的概念,看重人的价值。这就解决了柏拉图那些似乎“不近人情”的理论和观点。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善”关涉的是具体的、个人的、此在性问题,具有浓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

“善”的形而上。亚里士多德将“善”划分为理论科学上的“善”和实践科学上的“善”。理论科学上的“善”是“至善”,是对纯粹知识的追求,是第一哲学研究的对象。实践科学上的“善”针对的是行动。亚里士多德十分看重“实践的善”,在他看来,单单去研究纯理论的“善”以及形式上的善缺少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政治研究和伦理学科都收效甚微,理论和实践是等重的。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描述了整个宇宙的内在秩序,即宇宙万物都是遵循着四种原因而存在。其一是质料因,它是事物构成的物质性元素;其二是形式因,它是事物的实现形状;其三是创造因,它是事物形成的动力;最后是目的因,它是事物形成后所要达到的效用。由此,具体实体也有由下到上的等级,实体越往上,质料或潜能就越来越少,形式越来越纯粹。“四因”构成了整个宇宙秩序的内在理论,整个宇宙万物通过动力因按照质料—形式—目的规则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等级秩序。依据这种等级秩序体系,亚里士多德将“善”划分为“一般的善”和“最高的善”。“一般的善”依附于最高的善而存在,是“因他物之故”而被欲求之物;“最高的善”则是指“因自身之故”而被欲求的东西,是善的最终目的和取向。但是无论是“一般的善”或者“最高的善”,都无法离开活动而存在,即二者如果需要达成,都需要人去实现。这里,关乎于实现的问题正是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理论的界限,而这种概念的提出,在对“最高的善”做出明确定位的同时,也指引人们如何去实现和获取“最高的善”,强调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活动状态。

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意义上的“善”和“目的”的主题判断是指:尽管所有的伦理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但不论是“一般的善”还是“最高的善”,要达至它们,都必须通过人去“实现”。这个“实现”正是区别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它强调一种积极的运用状态,体现出不满足于对“知识”的获得,而更重视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这就不仅明确地定位了“最高的善”,同时还为人们实现和获得“最高的善”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概括为:其一,“因其自身之故”而欲求的目的;其二,一种积极的运用状态的活动而非处于潜质状态的能力。(www.xing528.com)

最高善是“因自身之故”而欲求的目的,其他的目的都依附于这个终极目的而存在,而这个终极目的则必然是独立的、绝对的。因此,最高善也就必定是某种完善且自足的目的,其他任何目的都无法与之比拟。同时,因为最高善又必须是人的积极的运用状态的活动,因此,最高善就是通过活动欲求的那个完善且自足的目的。这个伦理学意义上的完善且自足的目的实际上是其宇宙目的论思想的逻辑结果。目的论中的“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亘古不变的,而对于人而言,也具有这些“理性神”的特点,与柏拉图类似,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层次:营养灵魂、感觉灵魂以及理性灵魂。营养灵魂是灵魂的生命存在内容。感觉灵魂不涉及质料,只是接受对象的形式。对于理性灵魂,亚里士多德又将之划分为积极理性和消极理性两类,积极理性是理性灵魂中的形式,消极理性是理性灵魂中的质料。受到古希腊“灵魂轮回说”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积极理性具有独立存在性,不随肉体死亡而消亡,而由于消极理性只是质料,因此只能作为接受理性对象的作用而存在,它必须依附于积极理性。对于人而言,“理性”乃是人所独有的性质与能力,因此,人的活动在于他的灵魂的合乎理性的活动与实践。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将我们讨论的“善”限定在已经存在或者是可以预知的存在范围,并因其始终对人的理性灵魂的完满自足报之以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使得“最高善”能够得以实现。

亚里士多德根据人类灵魂的性质将人的生活划分成三种: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沉思的生活才是“最高善”,沉思是人对知识的沉醉状态,它撇开了一切感性的外在干扰,依靠着人所独有的“理性”纯粹地对思想进行思考,这种状态便是“神”的内在特征,而这种接近于“神”的生活才是最为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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