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哲学转向与形而上思考

早期，希腊哲学应该是“自然哲学”，即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探索世界的构成和宇宙的起源。苏格拉底在青年时代曾经对自然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自然哲学的缺陷在于它既不能回答事物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不断趋向完善等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存在、发展等现实问题，为此，苏格拉底在批判继承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苏格拉底在哲学方面有三大贡献：一是将辩证法引入方法论，提出“讽刺（反诘）术”与“助产术”；二是在认识论上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著名命题；三是他将伦理及道德引入哲学，把美德与知识密切相连，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创立了一个将真善美结为一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人类认知由科学的真到哲学的善的重大转变。

苏格拉底汲取自然哲学家探讨万物本源的思想方法，在道德问题上寻求普遍有效的“一般”，力求发现对象的普遍“定义”。他从对宇宙、自然的思辨中引出人应该关注自己灵魂的伦理原则，把“善”的根本性意义贯彻到对伦理道德的研究中。苏格拉底从一般的概念角度思考“善”，并把“善”作为哲学的第一核心概念，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由自然哲学向人生哲学和伦理学的转变，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的重大改造和理论转向。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地上，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的人，他深入地反思人的自身本性与人的理性思维，把伦理学确立在坚实的理性基石上。正如黑格尔所说：“苏格拉底的特殊贡献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新的观念，亦即他把伦理学加进了哲学。”^[2]

苏格拉底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使命感的哲学家，他洞察到雅典表面繁荣的背后暗藏着巨大的隐患，因而，以“牛虻”自命，到处不停地激励、劝说、批评，他要以自己的芒刺去刺激雅典“这匹已趋怠惰的壮马”，使雅典的公民觉醒。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说：“我这样的人，打一个滑稽的比方来讲，就是一只牛虻，由神来赐予城邦的牛虻。我们的城邦就像一个高贵伟大的战马，因为身躯庞大而行动有些迟缓，你要经常刺激他一下他才会有活力。我就是上天赐予我们城邦的牛虻，一天到晚我都烦在你们大家身边，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怪你们。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第二个的。”^[3]这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牛虻哲学”，也就是哲学家的批判精神。

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雅典的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并经常做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自由地听他演讲。他还经常与各种人辩论，他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4]他承担起社会教育的使命，数十年如一日致力对社会民众进行道德教育，表现出一种追求理想并为之献身的精神。

苏格拉底严肃地把道德哲学的主题规定为人的灵魂和行为的“善”，把“善”当作他的哲学中最崇高的主题，他认为对“善”的理念的认识，是对一切事物最根本的本质的把握。苏格拉底从理性主义的前提出发，提出了关于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基本命题：道德与知识的同一性问题，即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所说的善，是一种崇尚智慧。他说：“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5]。在此，苏格拉底是以智慧作为美德的来源和基础，他认为人的诸种美德来自智慧与理性的力量。因此，智慧、知识就是美德。在人的各种美德中，“善”是最高境界的美德，而“善”来自智慧和理性。在苏格拉底看来，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有理性地学和做，就是有益的。如若没有理性地学和做，它们就是有害的。“一般说来，灵魂所企图或承受的一切，如果在知识的指导之下，结局就是幸福，如果在无知的指导之下，则结局就相反”^[6]。

苏格拉底也强调身教重于言教，认为追求知识的目的是要实践灵魂的善即美德。哲学不仅要追求“真”，更应追求实践“善”。苏格拉底由“知识即美德”的判断进一步推出“无人故意为恶”的命题。因为没有人因为知道了善而不向善的。人们之所以为恶是因为不具备“善”的知识，而具有了道德知识的人必定会选择“善”的行为，人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有知识的人必定也是有德行的人，认识到善是什么的人就会自动行善。只有对善无知的人，才会去作恶。苏格拉底认为：“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知识，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凡是认识这些事的人绝不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是不认识这些事情的人绝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去做也会失败”^[7]。人们只有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获得关于美德的正确知识，并且凭借这种知识判断自己的行为的好坏，才能够在实践中形成“善”的美德，否则就会由于愚昧无知而堕入恶行。苏格拉底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身体力行。为了真理、原则和智慧，他宁愿牺牲自己，却把追求至上的精神境界——“善”，作为唯一的最终目的。他说：“只要我还有生命和气力，我将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和教诲，劝勉我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8]他通过不懈努力来宣传自己的主张，甚至以自己的死亡悲剧去践行自己的人格信仰和道德理想，留下了一曲悲壮的千古绝唱。

苏格拉底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认识普遍的绝对的善。如上所言，苏格拉底从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一前提出发，进而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同时又认为美德可教。因此，他探讨了获得“善”的道德教育方法，在寻求固定不变的一般概念和普遍的道德概念时，他提出了“反诘法”或者“讽刺法”与“精神助产术”，这种论证的方法分为四个环节，即讥讽、助产、归纳、结论。其基本过程如下：首先是让谈话的对方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不断向对方提出问题，使对方在回答问题时自相矛盾，从而使谈话的对方否定自己的观点，最后承认自己无知。“助产术”是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帮助对方把潜藏在心灵中的真理呈现出来，使对方获得新的思想和知识。归纳是为了寻找到一般概念，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最普遍的概念，即从特殊引出一般。结论就是把引出的问题做个总的规定或下一个定义。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对智慧不懈追求的人，应当是做一个知识的助产士，为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的思想接生，帮助人们认识、发现自己内心固有的善德，并从对人们个别行为的逻辑分析中抽象、归纳出一般的道德概念，使人们的行为达到美德的标准。他说自己虽然无知，但能够帮助别人获得知识，正像做助产士的母亲一样，所不同的是，母亲是生命的接生者，而自己是智慧的接生者，“产婆术”由此得名。他一生就沉溺于无休止的讨论中，讨论人们感兴趣的人生问题。这种方法被雅典人称为“苏格拉底法”。(www.xing528.com)

苏格拉底力图确立人的道德行为的客观标准。他的关于人生意义的目的论探索，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早期的自然哲学，只停留在对质料因、形式因的寻求当中，他们先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然后再以此为根据解释世界的秩序和变化，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世界内在结构和生成因素的分析。苏格拉底则认为人先要“认识你自己”，在所有的提问和反话中，思索和回答“是什么”背后的真正原因（虽然这种追问经常没有结果），即对问题的普遍定义的探索。所以，苏格拉底所研究的不是某种具体情况下的特殊表现，而是德性普遍存在的基础和意义。

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民主政治由盛而衰，政治混乱，受智者运动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为了净化雅典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苏格拉底树立了客观价值标准，这就是“德性”。他认为只有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救雅典城邦，于是他对雅典公民大声疾呼：“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活着，而是要活得好”。

在苏格拉底看来，“善”不宜求诸自然，而应求诸自我。人们要做到真正的“善”，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要在自我认识和实践中去探索寻找永恒的“善”。而在自我认识中，要意识到“自己确实一无所知”。只有以自知自己无知的心态掌握德性的知识，掌握理性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人们才真正学会了辨别善恶，才会真正理解善的意义，才不会走向恶。苏格拉底认为人无意作恶，恶的本质是无知，而造成无知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灵魂受到了蒙蔽和污染，因此，他极力主张“对灵魂操心”，目的是达到灵魂的净化。苏格拉底认为人要为善而活着，为完美而活着。“就它自身来看，他自为地就是无比高贵。如果由于生不逢时，或者由于无情的自然苛待，这样的意志完全丧失了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如果他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仍然一无所得，那么，它仍然如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散发着耀目的光芒。”^[9]苏格拉底认为善是幸福的同义语，人之所以拥有善，那是因为能够幸福的缘故。善良的人是幸福的，恶人是不幸的。

苏格拉底一生并无著述，他的思想是由他的两个门徒柏拉图和色诺芬对他的谈话的记录。这些记录涉及他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如《游叙弗伦篇》谈虔敬，《克力同篇》谈义务，《拉齐斯篇》谈勇敢，《吕西斯篇》谈友谊，《美诺篇》谈美德等。苏格拉底的“善”包括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等诸种美德，而美德与知识是等同的。他认为，智慧是一种美德，但有智慧的人必须善于思考，而思考离不开知识，这种知识就是指人们辨别是非、真假、善恶的能力；正义是美德，而这种美德的基础是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也是处理他人与我之间关系的知识；勇敢是美德，而理性的知识贯穿于勇敢之中，没有理性知识的勇敢是无益的；节制是美德，而节制离不开克制欲望、了解需求、严于律己的知识，知识是明晰的。总之，“善”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可以用理性分析的方法来探求的道德哲学中的最高境界。我们始终都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追求“真正的善”，致力探讨怎样重建美德，使人人向善。

苏格拉底的慈善思想是建立在“美德即知识”的理性思维基础之上的。苏格拉底通过这一只有希腊人或者说只有西方人才能提出的命题，将人的道德本性直接建立在人的认知本性的基础之上，这就在古代希腊以致整个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起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也开创了西方的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的先河。苏格拉底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其伦理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净化雅典人的心灵，批判智者的相对主义价值观，规范雅典城邦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