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中，“慈善”用“charity”一词表达，意为“基督之爱”。而在“慈善”概念被引入中国后，其内涵立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概念取得紧密联系。然而这种联系现在看来并不完全是良性的，“道德”与“慈善”两者过度紧密的联系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显露出其弊端，过度地强调“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慈善窒息”，严重阻碍了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武汉大学慈勤英教授认为：“传统社会时期，慈善事业之所以与道德紧密相连，是和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相适应的。”[22]因而这种“慈善窒息”的现象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矛盾，应该根据当今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现实，重思并改善“道德”与“慈善”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种基于社会历史观的分析虽然揭示了“道德”与“慈善”之间的矛盾现象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却仅仅只是揭示出了这一“矛盾现象”存在的必然性，即只是从这一矛盾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去研究它的现象，没有进一步运用社会历史观从“慈善”和“道德”两者的内在关系去研究这一矛盾的更深层次的内因。只是停留在矛盾的现象上，是无法得出彻底解决矛盾的方法的。
新编昆曲《妙玉与宝玉》。
戏剧“梅花奖”得主、曾担任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现在创办昆曲艺术中心的张军也感同身受。20世纪90年代初，当张军觉得自己坐科8年已经学到一点本事，踌躇满志地想为观众表演时，拉开幕布却发现台下只有三个人。台上的人比台下还多，这一刻张军永生难忘。
昆曲“不受待见”，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门慢艺术。昆曲之慢，又源于其“水太深”。其学问包括了音韵学、训诂学、注释学、古典文学、古典诗学、古典词学、古典音乐学、古典舞蹈学、戏剧学、历史学、表演学、美术。不仅演员参透慢，而且观众也难以即时入戏。换言之，欣赏昆曲对观众的要求也较高。比如，明代许自昌的《水浒记》，其“活捉”一出，仅典故就有43个，即便查字典，也未必能搞懂其含义。(www.xing528.com)
如此耗时耗力，与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快节奏似乎不相匹配。相比之下，京剧的“简单直白”似乎就亲切多了。在清代，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称昆曲为“雅部”，称京剧为“花部”“乱弹”，因为京剧没有严格按照曲牌体与古代宫调理论来创作，比较自由随性。而“花雅之争”以昆曲的衰落和京剧的胜利而结束。一种更大众化、更浅显易懂、更容易被普通人接受的娱乐样式——京剧产生了。
即便如此，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从没有怠慢昆曲，相反，它将昆曲的元素纳入新编京剧，在演出中载歌载舞。梅兰芳一生所演昆曲有47出（折）之多。梅派的形成，离不开对昆曲的琢磨和讲究。对待他的后人，梅兰芳依旧不忘“布道”昆曲。据梅葆玖回忆，父亲梅兰芳让他必须学习昆曲，并慎重地请“传”字辈的朱传茗老师到家里来，和朱老师共同研究，从何处入手，学哪几出，一一落实。
1959年12月拍摄的昆曲电影艺术片《游园惊梦》，梅兰芳饰杜丽娘，俞振飞饰柳梦梅。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昆曲合作。俞振飞称之为“杜丽娘和柳梦梅把我们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尽管也有“困曲”之类的调侃，但戏曲人士对昆曲的普遍敬意，才是最真实的声音。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人认为，昆曲这种慢艺术，需要等待中产阶层的壮大。因为这个阶层已经脱离了温饱问题，不用受制于经济压力，于是有闲情逸致去研究，有底蕴修养去领悟，有文艺热情去观赏。
多慢才谓之慢？多慢都不嫌慢。欣赏昆曲这门慢艺术，就需要这样的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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