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杰先生在《童子问易》一书中把“圣”归为儒家“五常”[14]之一（这是符合孟子的思想的），部分学者接受了孟轲以“仁义礼智圣”为内涵的儒家五常，并进一步极端地否定“圣”之概念的伦理道德作用，认为“圣”是可以与“仁”完全区别开的。
这部分学者依据《说文解字》中有关“圣”的定义（“通也，从耳呈声，闻声知情，通于天地”）——即“才能突出，无所不通”的含义，认为“圣”的主要内涵是“达于才识”。同时根据李运富先生对《论语》里特有的句式“必也，P”的独到见解（“必也”表示对句子前面的假定内容“强设之”）[15]，他们重新对“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进行断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和翻译，得出：“干仁什么事，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应该是圣者的事！”[16]因而这些学者据此得出——“圣”与“仁”的功能是不同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圣”的功效，应与“仁”划清界限。在这种观点上，圣可以不具备仁的特征，即“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7]。
然而上述立论也同样具有其不可避免的逻辑缺陷：第一，将“圣”立为“五常”之一，便注定了“圣”无法摆脱与“仁”的联系。联系冯友兰先生对“仁”为“全德之名”的论述（“惟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18]），“仁”虽为“五常”之一却又有统摄“五常”的作用，而这一统摄的作用则表明“仁”必然会与“五常”中的其他部分取得联系，故“圣”若作为“五常”之一，在德行境界上必然由“仁”所统摄，以“仁”为基础和核心。
第二，《说文解字》中的“圣”与儒家孔子所言之“圣”的语境是否相符，仍是值得商榷之事。分析孔子所言之“圣”，仍应回归儒家经典去寻找更为确切的论述。钱穆先生就曾针对“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9]语境中的“圣”做出下述诠释：“此处圣字作有德有位言。仁者无位，不能博施济众。有位无德，亦不能博施济众也。”[20]即“德”与“位”皆俱，方可称之为“圣”。依据钱穆先生的诠释，“圣”便不可离“德”而存，因而谈论“圣”是否可以离开作为“全德之名”的“仁”，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www.xing528.com)
第三，根据李运富先生对《论语》里特有的句式“必也，P”的独到见解，“必也”作为“强设之”的用法，其代表了对“必也”之前语句的“否定假设”，而“P”作为“强设之”的结果，其定然是“否定假设”的结果。因此，完整的翻译应该是“干仁什么事，如果一定要干仁的事，那便是圣者吧”。由此可见，“圣”必然是要干“仁”的事，与“仁”相关的。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达于才识”对“圣”而言只是一个必要而不充分条件（即无法直接由“达于才识”去推出“圣”），“德”亦是“圣”的必要前提之一，而作为“全德之名”的“仁”则是任何“德”都无法绕开的，因此立足于儒家经典的语境却离开“仁”去谈“圣”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圣必立足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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