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法学第8辑：张氏预嘱碑的文书程式总结

明清时期，官方对家产继承程序未进行明文要求，但从司法实践上看，分产文书作为处理明代家产争讼案件最关键的证据，在定分止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明代《盟水斋村牍》《折狱新语》等判牍文献均有关于家产析分的遗嘱文书。以《张氏预嘱碑》为例，综合判牍、文书原本，可将文书程式总结为如表2所示：

表2　以《张氏预嘱碑》为例总结的文书程式

前三项主要是主观要件，多因分产家庭情况的不同，内容亦有所出入，故本文不予讨论；后两项为客观要件，也是分产文书的必要因素。就罚则部分而言，现存绝大多数分产文书多以“不孝”作为违背文书内容的责任后果，在一般财产继承中，则多以“倘有争占”作为“不孝”的定义，如此碑中“若违吾言，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者，许亲族赍此赴官陈告，以为不孝论”；同样地，在立嗣继承遗嘱《陆玘遗嘱文书》中，对不孝的界定为：“若玘身殁之后，敢有不顺天理、违逆祖宗，妄生异议，侵欺孤寡者，锺氏与曾孙嗣昌各执此告官，以违犯不孝论罪。”[41]可见，被民间世俗化解释的“不孝”[42]罪名是根据实际需要，被赋予较强的灵活性。李雪梅老师在民间对“不孝罪”的自我设定中谈道：“民间对‘不孝罪’的设定，往往围绕切身利害，并套用法律用语作扩大解释。”[43]这种拟制的法律责任作为保障权利的底线，使得“不孝”在分产文书中起到了震慑作用。(www.xing528.com)

最后，落款处一般有立嘱人、继承人签押，部分文书还包括见证人签押。见证人多为同宗族人，原因在于按照传统习惯，户绝之家的财产可归同宗管理，预立文书的形式将财产权赋予族外人就等于是侵犯了同宗的继承权，随着分产活动突破户绝财产的限制，这种习惯的余韵仍在，因此取得同宗人的认可依然是部分分产活动的必要程序。自宋代，分产文书还有加盖官印这一步骤，[44]钤有官印的文书在处理纠纷时，较之无印文书，具备更高的法律效力。但从《张氏预嘱碑》碑文内容上看，张氏分产文书中不存在与官方或宗族间的互动，既没有同宗者的签押，也不存在官府的认证。罚则部分虽然提及“若违吾言，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者，许亲族赍此赴官陈告，以为不孝论”，但并非此碑文独有。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明代分产的普遍性致使对文书程式要求的降低，正如前述，目前所见分产文书并非统一规制，官府相比前朝采取更为消极的方式，只有在家产争讼时，才有对分产文书效力确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将分产文书“刻石”立于祠堂之上，分产结果通过祠堂石刻向张氏族人公开，已是一种族内公示。中国古代历有“镂之金石”传统，无论歌功颂德，或四至纠纷，抑或公文告示，在历代金石录中均有记载。相比之下，以分产文书为主体内容的石刻则相对较少，墓志铭中偶有涉及，但多作为附录略述。明清石刻史料虽丰富，但以遗嘱或是分产作为主体内容并不多见，《陆玘遗嘱文书》以立嗣继承为前提，其内容主要是为保护立嗣子与遗孀不被同宗欺辱而刻石警告，也不涉及明代家产继承问题。相比之下，《张氏预嘱碑》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