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春秋断狱，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称之为春秋折狱、经义折狱，在西汉之前便已存在，汉武帝时开始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形成法律制度，至唐朝之时逐渐由盛转衰，其余波延续至南宋，[5]并始终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产生影响。“春秋决狱”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遇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按照法律断案将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对相关疑难案件根据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原则进行断案的一种审判方式和制度。由于其处理的多为刑事案件，因此更贴切地说，“春秋决狱”乃为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经文与事例，作为刑事判决的法源根据，尤其在遇到疑难案件时，以《春秋》等儒家经义来比附论罪科刑。根据《春秋繁露》的说法，观其本意，其志在“原心定罪”，乃以行为人的主观犯意来决定其罪责的刑事断案方法。当然，在中国古代以皇权至上且人治大于法治的社会里，“春秋决狱”不仅仅只用于法律层面，其也被用来处理与皇权相关的某些政治事件。此外，“春秋决狱”并不以援引《春秋》为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等其他儒家经典均在其列，故有学者将其称为“经义决狱”或“引经决狱”，[6]名称虽异而实同。然而，一因《春秋》集儒家礼义之大宗，二因《春秋》本身富于微言大义，文寡而义繁，三因孔子对其的高度重视：“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故《春秋》仍作为“引经决狱”的主要来源，所以学界多以“春秋决狱”来对“经义决狱”等相关概念统而论之。
“春秋决狱”虽在汉朝以前便已产生，但从汉武帝起才逐渐兴起，[7]尤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援引《春秋》等儒家经典判决案件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法律学，在两汉时代已颇为可观。程树德在其《九朝律考》中曾作如下叙述：“秦焚诗书百家之言，法令以吏为师，汉代承之，此禁稍弛，南齐崔祖思谓：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其可考者，《文苑英华》引沈约《授蔡法度廷尉制》，谓汉之律书，出于小杜，故当时有所谓小杜律，见《汉书·郭躬》传。晋志亦言汉时律令，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亦繁，览者亦难，汉时律学之盛如此。马、郑皆一代经学大儒，尤为律章句。文翁守蜀，选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学律令，是汉人之视律学，其重之也又如此。”[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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