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龙卷风：《汇率战争》揭秘

4.东南亚的梦魇——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龙卷风

作为世界第一大洲，亚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但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且，经过长时间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使得这一地区的意识形态丰富而又充满了复杂性。在亚洲的东南部，人们习惯上将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称之为东南亚，也就是今天的东盟。这一地区充分体现了亚洲文化的复杂性，这里生活着90多个不同民族，而且宗教文化信仰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类似的，那就是人口非常稠密，基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东南亚在二战后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耐人寻味，当时的亚洲各国经济都在蓬勃发展，除中国外，东南亚成为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各国国力都迅猛增强。风头正劲的亚洲四小虎就是指这一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在90年代，以这四个国家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经济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发展势头强劲。可是，就在这出口迅猛增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的良好发展势头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让人无法理解。毕竟，处在上升期的东南亚各国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经济在整体上是健康的。

要想看清楚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我们应当向金融大鳄索罗斯取经，这个动辄调动成百上千亿美元的金融刺客，并不是一个人们想象中的工作狂人。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从不超过30个小时，比起那些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华尔街的基金经理，无疑，索罗斯的成功更有说服力。索罗斯以一个战略投资家的身份告诫人们，要想搞明白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发展趋势，抓住战机，就必须跳出固定思考模式，用整体的目光去看待经济。中国的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利用比较资源优势在政府主导下大力发展民族经济。而出于遏制以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围绕着中国疆域，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所以，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安全条件，并且从全球经济战略利益考虑，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在贸易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合作。到1995年以前，美国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债权人和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如同热恋中的情人，从经济到军事，交流和合作无处不在，美国借助东南亚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控制和军事存在，而同时，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耀眼的亮点。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这句冷冰冰的名言每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让善良的人们哑口无言。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可以影响美国的安全，动摇美元的地位。从此，美国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首选目标”，东南亚地区不再作为两极对抗的前沿阵地。同时，随着东南亚国家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族自主意识的逐渐增强，也不再甘心惟命是从，东盟国家通过内部协调机制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方式来对冲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影响。如果说冷战时期东南亚的繁荣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冷战结束后逐渐崛起的东南亚已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更不希望看到一个能与之将来在经济上抗衡的力量”。更何况，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打击东南亚，可以进一步打击日元的区域优势，同时避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日后将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后院。而从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我们早已得知，一次成功的汇率战争，可以有效地将一国经济摧毁，更有利于美国向被攻击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可以向被攻击国强加各种条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封贡体系”。

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策源地的金融刺客携带大量游资开始了新一轮的征伐。让我们从正反两种结局为视角，回顾一下这次汇率战争的全过程：

（一）泰国及东南亚篇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中以东南亚各国为甚。泰国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地。为了有利于出口，东南亚各国都制定了较低的对美元汇率来打击对手，泰国也不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持续贬值，使泰铢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间接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而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泰国GDP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虽然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得看是不是靠得住的大树，显然，随心所欲升值贬值的美元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世界货币。钉住美元，也有其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当美元升值时，钉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而打铁还需自身硬，假如该国的经济实力无法承受汇率的升值，就如同前文说过的19世纪40年代的英镑和1983年及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中反映的那样，国家的经济就会进入萧条期，外汇储备也会相应大幅减少。

而实际上在1995年，国际外汇市场就出现了新的情况，1994年以后，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势上升，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开始上浮，而且持续时间较长。面对这种情况，泰铢的实际有效汇率跟着水涨船高，削弱了泰国的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从1996年开始，泰国出口增长开始大幅度下滑，况且作为典型的“出口飞地”，决定了泰国进口零部件的花销不会比出口换得的少量外汇小多少，经常还会出现逆差。出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便越来越高。财政赤字多了，政府开支就显得非常困难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大量的投资，更多的出口才能带动泰国走出困境。政府没钱，那国内资本呢？

由于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老路，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意味着本国老百姓不可能拥有大量储蓄，自然无法满足投资的需要，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又决定了泰铢失去了调节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的功能，注定泰国无法自己主动走出困境。所以，当时的泰国面临的出路只有一条，借助外资。不过这就意味着泰国必须迎合国外资本的口味，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这时，国外资本尤其是热钱大量涌入泰国。可惜的是，本来泰国吸引外资主要是想借助外资的力量投资实体经济，长期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但事与愿违，由于盯住制度与高利率政策的结合，使投机性资本可以实现无风险套利，所以此时大量涌入的国外资本，以短期资本为主，主要投向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等投机性较强的地方，灾难也就在这些地方潜伏着，等待一个机会。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当美国的利率上升，也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些在外汇市场上逐利的短期资本就会换回美元，抛售当地货币。而泰铢的危机也尽在于此，泰国希望通过引进外资走出目前的困境，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引狼入室。上文已经分析了美国和东南亚之间已经发生变化的微妙关系，出于美元霸权和美国利益的需求，结果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很快地，国际外汇投机资金在一股无形力量的驱使下，再度对泰铢发起了冲击。他们就像一支军队，号令统一，大量抛空泰铢，企图迫使泰国货币贬值，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下面就让我们以这支部队的统帅——索罗斯为主线，看一下这次汇率战争的全景吧：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在狙击英镑的战役中就向世人展示了敏锐嗅觉的索罗斯认为，这不是个简单通告，而是个信号，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索罗斯和手下的量子基金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始率先发难。

猝不及防、先发制人也是索罗斯发动金融战役一贯的战术特点，他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同时，以量子基金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美国金融财团强大的连环围攻下，泰铢开始抵挡不住，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1美元兑26.70铢。此时，泰国中央银行开始入市干预，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垮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放弃对泰铢的猎杀行动。

这是一次绝地反击，成败在此一举。此次泰国策划了三管齐下的反击策略，第一步，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铢；第二步，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000～1500厘。几个杀招一出，效果明显，致使泰铢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这次的短兵相接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泰铢的地位暂时保住了。看上去，是泰国政府占了上风。此时，如果是其他对手，可能在泰国虎的奋力搏杀下放弃这次猎杀，代价太大，赌注太大，很多人都不敢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可是，这次泰国政府面对的是有备而来的索罗斯，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财团，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这点儿暂时性的失血算不得什么。

索罗斯被称作“金融大鳄”绝非浪得虚名，作为资深金融刺客，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好比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如果自己能挺住，泰国人就只能落荒而逃。况且，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量子基金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是比较轻微的。由于在之前已经对泰国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索罗斯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泰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经过短暂的休整，索罗斯和他手下的金融杀手便恢复了元气，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战局错综复杂。为了阻止资本外流，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不过，泰国虎在三板斧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做任何实质的反击了，政府的动员鼓舞在狂暴的攻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政府被迫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国政府此举，实际宣告了失败命运的最终到来。

在耗尽了所有的外汇储备之后，除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就只有放弃固定汇率，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了。果不其然，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就暴跌近20％，而到了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至此，泰国金融市场完全陷入混乱，仰仗外资的企业纷纷破产。面对不断继续下滑的泰铢，一觉醒来发现财富缩水1/5的泰国人开始到银行疯狂挤兑，然后购买能买到的一切商品。泰国银行业在这次挤兑风潮中损失惨重，大量银行倒闭，经济陷入大萧条。这场仗打下来，泰国人人“闻索色变”，索罗斯肆意宰杀泰国经济的行为，实在惨不忍睹，初战告捷的索罗斯，裹挟在泰国战场上满载而归的战利品，矛头直指东南亚其他国家。此时，其金融实力更加强大，运用“杠杆原理”，索罗斯可以调动十倍于本金的财力，面对外汇储备空虚、财政赤字严重的东南亚小国，此时的“金融大鳄”已不屑于使用什么诡计，而是选择直接强攻，以硬碰硬的方式攻城略地。而刚刚见识了索罗斯肆意宰杀泰国的血腥场面后，东南亚各国更是斗志全无，无谓的抵抗没过多久，便一败涂地。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各国股市崩盘，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惨不忍睹。这次的进攻基本没有遇到太多抵抗，由于太过顺利，导致索罗斯当年的助手琼斯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还耿耿于怀，“我们在印尼遭受了一些损失，”琼斯谈起第一波战役中唯一的“不完美”时仍有遗憾，“原因是我们高估了政府的承受力，我们的空仓建得有些保守”。

从1997年7月起的半年时间里，索罗斯以及西方的投资基金扫荡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后果就是各国货币贬值30％～50％，其中印尼盾狂贬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股市跌幅达30％～60％。这次给东南亚各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至此，事情又回到了老轨道，在美国将日本排挤出救援计划之后，各国政府此时只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在美元霸权下，为了得到贷款走出困境，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美元的经济殖民要求，成为美国的附庸。苛刻的条款，让人难以容忍，在后来遭受重大金融危机的韩国，民众甚至变卖黄金首饰，支持国家拒绝接受援助。笔者在前文中曾经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痛的，和贷款一起到来的经济改革计划，实际上正是一剂不得不服的毒药。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正是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援助计划时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琴瑟相和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华尔街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他写到，“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这位有着知识分子起码道德良心的学者还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顺便提一句，由于说的太多，2000年，在发表了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看法之后，老人家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当然，事实上赶走斯蒂格利茨的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Summers），由于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二）中国香港篇

1997年，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永志难忘的年份。100年的屈辱历史，终于到了可以划句号的拐点。就在所有炎黄子孙都在欢欣雀跃等待这一历史时刻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暗中，用他那鹰隼一般锐利的眼神盯着中国香港的一举一动。不错，还是金融财团的御用王牌杀手——索罗斯。1997年的香港回归，在索罗斯的眼中，不只是一个绝佳的暴利机会，还可以借此制作一个伪装高明的政治陷阱。在布局东南亚的同时，他联络了全球各国的几家大型基金，开始秘密地买入香港股票，而且这种买入是持续性的，这使得港股从1996年的低点开始不停地上涨，这引发了港人的疯狂追随，恒生指数一再突破新高。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泡沫，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曾给过很严厉的警告：“不要认为政府会托市，我们也托不起市。”很明显，中国政府早就看出了这股潜在的国际金融力量的目的，那就是通过金融操纵，在香港回归之前把价格炒到顶点，从而在回归之后采取暴跌方式出货，既可牟取暴利，又能制造很坏的政治影响，在这个意义重大的年份，给所有炎黄子孙心里添堵。(www.xing528.com)

任何一次攻击都是针对被攻击者的弱点的，没有缺陷的对手是永远不会被击败的，当然这样的对手也是不存在的。客观来说，中国香港也的确存在索罗斯认定的缺陷和弱点，其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实质上也是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跟随美联储的降息，长期的低利率也造成了香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较高等问题。在回归之前，随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承诺的逐步落实，也进一步刺激了香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繁荣，经济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而随着索罗斯在1997年上半年的推波助澜，香港股市已经出现了不理智的投资热潮。

房地产泡沫的恶性膨胀还导致了经济环境恶化，因为高房价和高地价将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上升，由此推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泡沫进一步扩大化，如此一来，港币也有了贬值趋势。一切似乎都在索罗斯的计划中有条不紊地推进，好在香港临时政府及时注意到了这股国际投资力量的动向和计划，不过问题是，香港的外汇储备还不足以保证对冲基金的攻击，于是当时的香港政府秘密向北京求援，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这场注定无法避免的汇率大战爆发时刻的到来。

1997年10月，刚刚在东南亚所向无敌的国际投资者，掉头北上，将战争的矛头对准刚刚回归后的香港，气势汹汹地发动了一波波攻击。这次攻击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大胜而归。10月风暴过后，又是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狂妄地将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

挟战胜之威的国际投机者胃口非常大，他们三番五次狙击港元，其目的不只是简单地在汇价差上获取暴利，还想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上获益。

这里解释一下股指期货，它是金融期货的一种，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实际上股指期货就是以货币化的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投资者可以利用它对股票现货投资进行套期保值，规避系统风险。其原理是根据股价指数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同方向趋势，在股票的现货市场和股价指数的期货市场上作相反的操作来抵消股价变动的风险。以某一股票市场指数为例，假定当前它是1000点，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指数目前现货买卖的“价格”是1000点，现在有一个“12月底到期的这个市场指数期货合约”，如果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看涨，可能目前这一指数期货的价格已经达到1100点了。假设你认为到12月底时，这一指数的“价格”肯定会超过1100点，于是你就会买入这一股指期货，即你承诺在12月底时，以1100点的“价格”买入“这个市场指数”。假设到时这一指数期货继续上涨到1150点，这时，你有两个选择，或者是继续持有你的期货合约，或者是以当前新的“价格”，也就是1150点卖出这一期货合约，这时，你就已经平仓，并且获得了50点的收益。

简言之，就是投资者买入股票时是预期股价会上涨，但又为了避免下跌带来的风险，此时，精明的专业投资人就会同时做空股指期货，左手损失右手补。

而这次境外投机者的攻击步骤是，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大造港元将贬值的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银行利率时，投资股市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人们此时会忧虑利率大升将导致股市与楼市双双下跌，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股指期货。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大量抛售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炒家对港元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持续攻击，从1998年开始进入高潮，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又分别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不过，进入1998年8月，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紧张凝重的氛围，外汇市场对港元的炒卖活动频繁，各种谣言四起，市场信心岌岌可危。在这种局面下，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这次是全力的一击。索罗斯联同其他财力雄厚的“金融杀手”三度冲击在香港奉行的联系汇率制。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大肆散布人民币要贬值的谣言，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大手抛出投机性的港元沽盘，同时在股市抛售股票来压低恒生指数，以及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指望在汇市、股市和期市相关连的市场上大获其利。

在群狼的猛烈冲击下，再坚固的壁垒也会被撕开豁口，恒生指数在8月中旬跌至6600点，一年之间总市值蒸发了近2万亿港元。同时，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也遭遇了香港市民的挤兑风潮，这是香港近20年未遇到过的景象。

金融危机导致股市暴跌，而房地产市场更是遭受重创，一路下跌，甚至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在这样的金融危机中，受伤害最严重的还是炒房投机者，房价大跌，很多业主由富翁变成了“负翁”，面临破产，而在1997年的房地产泡沫高峰期前后购房的投资者，更是血本无归，由于还贷无望，很多人因此走上了不归路。据粗略统计，亚洲金融危机中，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

在危机下，投资锐减，消费萎缩，香港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大量公司倒闭或者进行裁员，香港失业率上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经济似乎就要在索罗斯的计划下土崩瓦解了。

但是，即将看到胜利的索罗斯这次的算盘打错了，香港的回归在索罗斯们的眼里是契机，是攻击的缘起，但其实也是他们的坟墓。回归后的香港多了个依靠，那就是祖国大陆，回归后的香港更多了个武器，那就是政府入市干预。由于香港的经济有着在世界上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经常在“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所以政府果断入市干预大大出乎索罗斯的意料。当然，对于长期浸润在经济自由化思想氛围中的香港来说，果断地入市干预是需要很大魄力的。

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虽然香港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金融大鳄们的嚣张气焰却遭受到顽强的狙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动用巨资与国际炒家搏杀。在这次行动中，香港政府连续动用港元近千亿，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针对国际炒家的立体进攻，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力图构建完整的立体防御网，目的是托升恒生指数，不仅要让炒家在抛空8月期指合约的预谋中无利可图，更要使他们蚀本，知难而退。

8月初，炒家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狙击，5日，炒家们一天内抛售了200多亿港元。香港金管局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6日，炒家又抛售200多亿港元，金管局再出新招，不仅如数吸纳，还将美元购进的港元存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维持稳定同业拆息率。

7日，港元狙击战与保卫战进入第3天。国际炒家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买进。港股维持在7000点以上大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

14日一开市，香港金管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期市，大量买进蓝筹股票和期票，同时提高银行隔夜拆息率，夹攻国际炒家。市场估计当日约动用40亿港元入市。

8月24日，为了打破炒家的套利计划，港府再次主动出击，动用50亿港元入市干预。午市时分买盘突然瞬间中断，结果股指迅即暴跌300点，两分钟后才被大手笔买盘重新拉回到7900点水平。当日恒生指数急升318点，收盘于7845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前所未有的攻防搏杀中，迟迟未能得手的外国炒家恼羞成怒，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支持下，西方各国对港府进行广泛的口诛笔伐，希望能逼港府让步、放弃护盘行动。但港府不为所动，坚决入市干预。

8月27日，8月份期货合约结算前夕，决战时刻终于到来。

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在曾荫权的指挥下，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索罗斯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一向行事低调的索罗斯开始坐不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998年8月28日，对于众多国际炒家来说，是一个心痛的日子。由于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如同扔进大海。逢敌必亮剑，在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全力反击，这天的行动也是香港政府自1998年8月14日入市干预以来的最高潮，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港元。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至此，大局已定，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在1997～1998年的岁月里，东南亚诸国无疑在一场金融龙卷风里几乎失掉了一切，即使是香港也只是惨胜而已。不管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亚洲四小虎，都在这场汇率战争中元气大伤。也许直到今天还有人天真地认为是索罗斯的个人行为导致了这场灾难，即使是意识到美国是攻击策源地的人们，也想象不出，一个标榜自由、人权、博爱、民主的超级大国，怎会以他国经济崩溃、人民破产跳楼为乐事？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财团的所作所为，再次让善良的人们记住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至理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历次的汇率战争中，我们看到了美国金融财团为了维护美元霸权所采取的明暗两路奇兵，一路为暗，即埋伏在深处的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和基金为代表的金融部队，这只“特种部队”不但自身战力强悍，它们还可以带动一大批盲目的国际热钱和游资加入战团，其最终规模非常惊人。金融部队首先会对某国货币展开致命攻击，进而波及股市、债市，最后蔓延至该国经济的各个层面，从中大发该国的国难财。而另一路为明，在被攻击国经济陷入瘫痪，政治局势动荡的时候，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闪亮登场，一揽子“援助”计划便陆续出台。至于目的何在，效果如何，前文中已有详细介绍，而《商务周刊》的一段描述耐人寻味，特引述如下，条款的严苛程度从中可见一斑。

“1998年4月6日～2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肆虐的时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李晓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副总裁牛仁亮和中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组成的‘亚洲金融形势考察团’，踏上了对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的考察道路。因为危机期间中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援助，泰国、印尼和韩国也给予考察团毫无保留的情况介绍。但是考察团尽力收集到的全部谈判文本中，唯独缺少了三份文件，这就是三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签订的秘密协议。”

“《商务周刊》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阅读过的人不超过9个。之所以如此，缘于此文件对三国来说，都是近乎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永远属于民族的奇耻大辱。”——《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