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战争：索罗斯的准确预判

5.索罗斯的最后一击

实际上，褪去昔日帝国光辉的英国并没有无所事事，而是积极利用传统优势来保持强国地位。为了阻止美元替代英镑的霸主地位，英国在二战后期就开始参与设计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负责方案设计的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英国人知道英镑已经无法呼风唤雨了，但深知世界货币奥妙的英国人显然不希望美国人也得到这种巨大的利益。大师凯恩斯同样不想看到美元凌驾于英镑之上，他想创立一个没有主权色彩的世界货币，以达到遏制美元霸权地位的作用。不过，形势比人强，凯恩斯一厢情愿的梦想很快就被现实政治经济格局打破，布雷顿森林协议最终确立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那之后，英镑开始逐步贬值，1949年9月，英国宣布英镑贬值30.5％，将英镑兑美元汇率贬到2.80美元；1967年11月，英镑再次贬值，兑美元汇率降至2.40美元，英镑含金量也降为2.13281克。最终，英镑在70年代尾随美元进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

战后的英国金融业因缺乏竞争力和活力而面临丧失在全球领先地位的危机。为挽救颓势，在20世纪后20年，英国进行了两次重大金融改革，即1986年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和90年代末以混业监管体系为核心的第二次金融“大爆炸”，这两次改革使得金融家的创造性被释放出来，金融业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各种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同时金融监管机构更独立，也更有效率，由此奠定了目前英国金融业繁荣的坚实基础。曾经一度被认为衰落的伦敦金融城迅速壮大势力，伦敦重新获得并强化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纽约华尔街。此时，无论是对于英镑，还是正在酝酿中的欧元，美国都已经沉不住气了。

一、机会来临

索罗斯，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了“神”一样的人物，各国媒体都把他刻画成了一个神秘的刺客，专门刺杀一国货币，著名经济学家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说，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氏（SOROS）的确与众不同。索罗斯不仅国籍属于美国，而且还是外交事务委员会董事会前成员，参与过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政治永远和金融不分家，索罗斯和美国政治和金融权力中心的关系同样是不言而喻。这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美籍犹太人，确实是个天生的杀手，他的嗅觉格外的灵敏。早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简称ERM）之时，索罗斯就在等待。在他看来，英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ERM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德国马克。索罗斯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加入ERM，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实现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了一起，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的确，索罗斯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其实欧洲汇率机制的诞生跟欧洲走向一统的整体思路是分不开的。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欧洲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痛定思痛，认为只有联合才能避免内讧的再次出现，才能对抗美国和日本。一旦得偿所愿，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便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

可是，合并又谈何容易，穷国愿意和富国合并，但富国又怎么可能轻松同意家里进来个穷亲戚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随后的历史进程更是证明它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当时，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而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正陷于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增强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如履薄冰，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的特权”，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以前，英国的基本国策是对欧洲大陆一向采取均势政策，远远地躲在英伦三岛上隔岸观火，伺机谋利，而这次，英国却走了条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两难的选择摆在面前：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孤零零地丢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以一己之力更无法对抗美日以及新兴的世界大国，最终不免沦为边缘角色，这显然不是英国对于自身的定位；可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又是英国所难以接受的。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在条约签署前后，当时的英镑被严重高估，其与马克的汇率是1：2.95。而在1989年两德统一后，为稳定东德民心，德国宣布，东德货币以高汇率兑换西德马克，同时西德投资巨额资金帮助东德发展经济，一时间，东德地区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大量投资，于是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保持物价的平稳，是历届德国政府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为了减轻由于承担两德统一的巨大开支而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经济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胀，这又给欧洲其他货币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

此时的英国经济却正好与德国相反，不但没有过热的情况，衰退的势头仍没有消减的迹象。而根据欧洲汇率机制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原则，此时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跟随马克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保持国际地位，虽然此时的英国经济实际需要降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工业的增长；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压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这种艰难局势下，1992年7月甚至有6位英国货币专家联名写信给伦敦《泰晤士报》，要求英国政府降低利率以克服经济的不景气，甚至建议从欧洲汇率机制中退出。一时间，舆论纷纷，其实，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有三种方案可以供选择，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自然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使英国经济度过难关。可惜，两肋插刀的事是不可能在国与国的较量中发生的，正想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带来的危害的德国人肯定会拒绝英国人的这一要求。

中策：说服不了德国，就去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贬值，等英国经济开始腾飞，恢复元气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范围。不幸的是，欧洲各国同样不可能同意这种要求。

下策：背水一战。坚定不移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稳住局势。向世人证明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证明大国的实力，维持英国的信誉。同时还可以震慑全世界蠢蠢欲动的金融投机家。可惜，当时的英国政府，同样没有这种魄力。

上中下三策皆不成，完全陷入被动的英国政府以及英格兰银行几乎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究竟有多么强大。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潜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在当时，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行事低调，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实行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高效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二、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

乔治·索罗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的儿子，在二战期间凭借一张“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躲过了纳粹的屠杀，和全家一起迎来了苏联红军的“解放”。但是，少年索罗斯对“救命恩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丝毫不喜欢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尾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这也是他日后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风生水起的潜在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1949年，年轻的索罗斯抱着对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刻骨仇恨离开了匈牙利（事实上，有着悠久商业和金融传统的犹太人几乎没人会喜欢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到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虽然幼年乃至少年时期，他的家境比较殷实，父亲也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律师，不过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财富，早就丧失在二战的颠沛流离和共产主义改造的政治漩涡之中了。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并且赢得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赏识，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聪颖以及勤奋好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自己的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这个理想无疾而终，从此，世界上少了个“哲学家索罗斯”，而多了个“金融大鳄索罗斯”。原因在于，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首先匈牙利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社会，客观上不存在研究“开放社会”的政治土壤，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贫穷，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冗长的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去一家伦敦银行担任经纪人工作。

二十多年之中，索罗斯经历了欧美金融家最典型的“三级跳”——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交易员，到明星交易员兼高级分析师，最后创办自己的基金，成为华尔街的一支独立力量。人们都认为索罗斯是一位聪明、机警、善于学习的专业人才，但是念念不忘自己理想的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于“哲学”，即用高屋建瓴的哲学思维方式来分析纷繁复杂的金融市场。多年以后，在其著名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索罗斯坦率地表示，他在职业生涯的前期“完全没有用到在大学学习的任何知识”；至于职业生涯的中后期，他主要运用的也是他在大学最后一年培养起来的“哲学思维方式”，这有助于他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和“反身性”（即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总而言之，索罗斯基本不相信现代金融学，的确，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嘲笑。

从1969年开始，索罗斯与他的著名合伙人杰姆·罗杰斯在纽约开设了“双鹰基金”，初始资本为25万美元；十年之后，这家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这个名字将在日后使世界各国政府闻之色变。1980年，当年的25万美元资本金已经变成了8000万美元（不包括客户委托管理的财产，是合伙人的私人财产），其中索罗斯本人占到80％。此后不久，厌倦了华尔街生涯的罗杰斯离开了基金，从此专心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然而，索罗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长达20年。

1985年，日本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解决困扰里根政府多年的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早在协议签署之前，索罗斯就意识到了里根政府的“双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政策不可能持久，他把这种以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以发行国债填补财政赤字的经济政策称为“里根大循环”，其结果是美元贬值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赤字如同滚雪球一般攀升，里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增加税收、减少军费以消弭财政赤字，从而降低美元的贬值压力，但这在政治上无异于自杀；要么允许美元贬值，但又怕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出现美元汇率崩盘，这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也将是致命的。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而当时也只有日本有能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索罗斯从20世纪1980年代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了解，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循环又已经进入萧条的周期，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所以，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时间，索罗斯就连续两次证明了他比绝大多数学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更懂得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从1985年的1比250一直跌到1988年的1比120，跌幅超过了50％！至于美国股市，虽然回光返照了一段时间（这给索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账面亏损），但是最终还是于1987年迎来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居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2％，创下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经此一役，乔治·索罗斯拥有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所能够拥有的全部荣誉和尊敬。他在1986～1987年盈利高达122％，虽然有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他也不可能去操纵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庞大的市场，此时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但是，在对日元和马克的成功投资之后，索罗斯管理的资金规模日益增长，到1992年已经突破60亿美元大关。

1992年的量子基金，可以说已经初露峥嵘，不但拥有一批出色的分析、交易人员，而且已经拥有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操纵市场的能力。再加上对冲基金特有的保证金交易（简单地说就是买空、卖空），60亿美元资本完全可以发挥10倍的作用。

就在此时，英国政府的不作为使英镑处于一个空前脆弱的位置上，实际上已经不堪一击，加一根致命稻草就会轰然倒下，全面崩溃。索罗斯当然不会对这个机会视而不见，事实上，他从1990年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机会。当时，东西德统一，在许多人看来，统一的德国将会很快复兴和繁荣起来，而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更是让大家大受鼓舞：一个“大欧洲”的概念即将形成。在这样一个美好前景面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欧盟的未来一片光明。但索罗斯经过冷静地分析，却认为新德国由于重建原东德，必将经历一段经济拮据时期。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而无暇帮助其他欧洲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货币联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人云亦云从来不是金融大鳄的风格，索罗斯一针见血的分析，正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金融市场，对于英格兰银行而言，这样的对手，实在太可怕了。

三、最后一击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1992年保卫英镑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英国中央银行，而是与英国共同处于欧洲汇率机制之中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德国的中央银行。仅仅凭借英国经济转型期薄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维持在1比2.95的高水准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如此昂贵的英镑，所有的金融投机家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虚弱的英国经济的确没有多少血可流，但是只要德国愿意为它流血，英镑就是安全的。历史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五十多年前，当德国人轰炸伦敦、企图打垮英国的时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慷慨解囊，通过《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国的命运；现在，当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企图打垮英镑的时候，英国人却要指望德国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可是，这次，靠得住吗？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想得到梦寐以求的欧洲领导权，或者说统一欧洲。如今，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和平方式将领导权送到了德国人的手里，他们才发现，责任是如此之大。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德国人套上了一体化的枷锁——如果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萧条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德国必须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此时，英格兰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在统一后，很多问题上还自顾不暇，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1992年9月10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地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虽然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暗示实在已经足够多了。这篇访谈，无异于是进攻的号角，蛰伏了两年之久的量子基金开始全力发起冲击。

访谈登报后，看准了德国会抛弃英国的索罗斯立即出手，以“量子基金”资产做抵押，从银行借了50亿英镑，按1：2.79的汇率（当时），兑换成139.5亿德国马克。于此同时，又买进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同时放空手中德法两国的股票转而大举买进德法两国债券。当然，也没忘了买进大量意大利里拉。9月15日，他的下属杜肯·米勒连同其他基金，以意大利里拉作为突破口，大量抛售，以期引起人们对欧洲弱势货币的恐慌，果然，英镑随后开始下跌。英格兰银行为了救市，已买进30亿英镑，但无济于事。英国政府转而向德国政府求救，要求德国降低利率，德国联邦银行拒绝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的多次请求，坚决反对降低自己的利率。9月12日，在德国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的第二天，意大利里拉跌破了对马克的波幅底线。

此时，英国首相梅杰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莱蒙一再发言，宣称英镑决不退出欧洲汇率稳定机制。为了不让英镑汇率下跌，政府要求英格兰银行再次大量买进英镑，以维持英镑的汇率水平。英格兰银行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抽出269亿美元买入英镑。但索罗斯打击英镑的意图非常坚决，同时看透了此时英国政府已经黔驴技穷，他放空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索罗斯的疯狂放空行为在伦敦外汇市场引起了大量投机者的跟风炒作，最终英格兰银行的努力仍然止不住英镑下跌的势头。9月16日上午，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利率从10％提到12％以捍卫英镑，9月16日下午，又将利率升至15％。却依然无济于事。

当日下午，带着巨大的屈辱感，英国首相梅杰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莱蒙被迫宣布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9月17日，英镑收盘价比前一天跌了16％；意大利里拉贬值22％，意大利也宣布退出欧洲货币汇率体系。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英镑狙击战中，索罗斯赢了10亿美元，加上里拉和其他地方的投机，这一战一共赚了20亿美元。不但摧毁了英格兰银行三百年来无人撼动的无上权威，使英镑再次受到沉重打击，更一举打破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安排，扰乱了欧洲的金融秩序，给了各国经济雷霆一击。

荷兰的花卉，瑞士的钟表，意大利的时装，法国的香水、葡萄酒，德国的啤酒、相机，日本的动漫和电子产品，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多少年来，世界各国都曾以自己的独特物产和传统工艺闻名世界。而如今，与这些传统产品一起，各国的制造业生产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争奇斗艳，为世界贸易添了一抹浓郁的异域风情。那美利坚合众国呢？其出口产品又有哪些代表呢？可能有人要说，福特的汽车，好莱坞的电影，肯德基和麦当劳的汉堡包……没错，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很多，的确，这些也都是美国特色的东西，但是，它们却又都不是美国最好的出口产品。美元，也只有美元，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大量进口的“生存必需品”，是美国最畅销的出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