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潜在力量：张中行全集·顺生论　望道杂纂

有个同乡从事文史资料的工作，枉驾，带来四种介绍旧时代帮会、土匪、娼妓、烟毒情况的书，送货上门，当然是估计这方面我所知甚少，会有兴趣看看。也确是有兴趣看，只是因为时间、精力都不够，不得不损之又损。一损是缩小到只看所知更少的帮会，竟仍是两厚本；不得不再损，只看颇想知其人的杜月笙，讲他的有三篇，五万多字。大致看了一遍，有所得。得的一个方面是知道一些使人疾首蹙的史实；得的另一个方面是更加感到，为了绝大多数人能够活得平安如意，我们必须求治平，可是实现治平则难于上青天。渴望而不可即，原因在哪里？头绪纷繁，一言难尽。这里想先从现象下手，打个比方，一条板凳，此端是“德”，中间是“理”，彼端是“力”，理想的社会是人都坐在德一端，难，也只能移到中间，都讲理，而事实呢，则常常坐在力一端，成为强凌弱，连理也不讲了。这是压在人类头上的一个大问题，很难解决。但明白是怎么回事总是好的，所以想谈谈这个问题。

宜于用溯本求源法。本原是有“人”，“人生而有欲”（荀子语）。然后是“率性之谓道”（《中庸》），有欲就要求满足。求满足有两面性：一面，希望活得幸福如意是天经地义；另一面，欲无尽而满足欲望之事物有限，求，常常会影响己身以外的人。这里还要插入一个“平等”的原理，或者降为事实上，在求满足欲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己身以外的人也有求满足欲望的权利，也会下降，只要承认有这样的现象，于是而有“争”。争的结果必是：小，有些人得，有些人失；中，乱；大，破坏了平等的秩序，甚至原理。乱，不好，用照顾全面的眼看，或再提高，用圣贤的眼看，为了都活得平安如意，与其有欲则求，无宁节制，与其争，无宁让。这在心态上是推己及人，表现于行为，儒是“仁者爱人”，佛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紧抱这样的生活之道，就个人说是有“德”，就群体说是坐板凳，都在“德”的一端。如此，会有什么结果呢？古人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说得太轻了，改为用今天的话说，只计点滴，打假就用不着，防盗门就不用制，直到检察院和法院也可以关门大吉。遗憾的是这样的大吉不会有，盖纯德治的“君子国”只能存于《镜花缘》的书本里，现实里是没有的。这是说，德治的社会是“理想”，凡理想总是应追求、可接近而难于实现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把逐白云的眼改为看地上，即看现实。可为浩叹，是为数不少的人想方设法用“力”，为利己而不惜损人，即无德。这种现象使我们灰心，也许殃及池鱼，竟至不再重视德的理想吗？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是不当灰心，并要进一步，想办法求德的成分逐渐增多。不灰心，是我一直认为，德的潜在力量未必很小。这可以从两种情况看出来：一种是我亲眼见到的不少人，在世风成为金钱至上的时候，仍是以助人为乐，有所不为；另一种是公认为良心丧尽的人，有时候也会闪动一下是非观念，评定是非的标准是德，这就可证德的斩草除根也并不容易。求进一步就更加重要，理由有二：一是评定某一个群体（或称国家，或称民族）的高下，我以为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看他们坐板凳，是靠近德的一端，还是靠近力的一端，前者高，后者下；二是我们的活得平安如意的愿望不能打折扣，而德则是实现此愿望的最可靠的力量。

有高价值，要重视，所以才大喊精神文明，才力求提高人民的教养。不幸是又闯进来现实，那是很多人没有德，或只是星星点点，起不了多大作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都想活则难得放弃，所以就不能不另想办法。这办法是变揖让为讲“理”。可以用形象的写法表现两者的分别：甲乙二人，甲跟乙说，您人口多，粮食紧，我吃不完，这包米您拿去吧，是德；也是甲乙二人，排队买车票，乙后到，取巧，钻到甲前面，甲说，你怎么能不排队，加塞儿，是讲“理”。理所求是保障公道，即限定任何人不得因利己而损人。限定，只是耍嘴皮子不成，要见诸实行，这就成为“法治”。法，或法律，是理的条文化，并由意、由说说道道过渡到实行，所以与德相比，品位不高，却有个优越性，是实惠，使无德不想讲理的人不得不讲理。也就因为实惠，许多国家讲治平之道，都选定走这条路。法由理来，立法之前，要有人讲理，并使之成为法。显然，这立法之人就最好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照顾全面，不偏不倚。然后是要求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公道，是法治的优越性。美中不足是管严重的，不管轻微的；又，不论司法方面如何努力，总难免有逍遥法外的。但舍小疵而取大醇，我们总当承认，走法治的路，就不会出现红卫兵任意抄家、任意打杀的荒唐现象，即生命有了保障，则喊几声“法治万岁”总不为过吧？照应本题，这讲理或法治是大家都坐在板凳中间，就理想说未能至上，就实际说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

不幸是就实际说，心满意足也不大易。我们见闻的情况可以为证。情况可以轻微，是主流讲理，或想讲理，可是管理与放任并行，因而有时，或有些地方，一些人事的决定力量不是理，而是“力”。情况更容易严重，是看主流，同样是不讲理，因而人事的决定，几乎都是凭各种形式的“力”，比如可以大到权，小到拳。可怕的是这后一种情况，以下举例限定这一种。帮会流行，帮会头子可以横行，是只凭力、不讲理的一种典型表现。如果谁想见识见识，我想推荐《近代中国帮会内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由364页起，看记述杜氏家祠落成典礼那一部分就够了。其时是1931年，地点是上海，一叶落而知秋，整个社会坐在板凳的某一地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十年代是满清逊位的大以后，以前呢，牌号公然是君主专制，至少是大事的决定，凭力（君权）而不讲理，就更不在话下了。可悲的是，至少在家天下的时代，几乎是一切人（知识分子更不例外），都认为一切举措由君权决定是天经地义。这诸多举措，包括大量杀人，如明太祖，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实事求是，直言不讳，我们应该承认，1949年以后，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今年来一个这样的运动，明年来一个那样的运动，直到造成十年浩劫，其来源也是只凭力，不讲理。家丑不可外扬是一种对应的办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另一种对应的办法，为了一误之后不再误，最好是用后一种办法。计及后事，不应轻视“德”，但也要承认，那是理想，为了起而能行，应该着重讲“理”，即求实现“法治”，把“力”决定一切的旧传统扔掉。这是求大家都移到板凳中间，显然不容易，可是正路只有这一条，也只能希望都认清路之后，走下去。

有个同乡从事文史资料的工作，枉驾，带来四种介绍旧时代帮会、土匪、娼妓、烟毒情况的书，送货上门，当然是估计这方面我所知甚少，会有兴趣看看。也确是有兴趣看，只是因为时间、精力都不够，不得不损之又损。一损是缩小到只看所知更少的帮会，竟仍是两厚本；不得不再损，只看颇想知其人的杜月笙，讲他的有三篇，五万多字。大致看了一遍，有所得。得的一个方面是知道一些使人疾首蹙的史实；得的另一个方面是更加感到，为了绝大多数人能够活得平安如意，我们必须求治平，可是实现治平则难于上青天。渴望而不可即，原因在哪里？头绪纷繁，一言难尽。这里想先从现象下手，打个比方，一条板凳，此端是“德”，中间是“理”，彼端是“力”，理想的社会是人都坐在德一端，难，也只能移到中间，都讲理，而事实呢，则常常坐在力一端，成为强凌弱，连理也不讲了。这是压在人类头上的一个大问题，很难解决。但明白是怎么回事总是好的，所以想谈谈这个问题。(www.xing528.com)

宜于用溯本求源法。本原是有“人”，“人生而有欲”（荀子语）。然后是“率性之谓道”（《中庸》），有欲就要求满足。求满足有两面性：一面，希望活得幸福如意是天经地义；另一面，欲无尽而满足欲望之事物有限，求，常常会影响己身以外的人。这里还要插入一个“平等”的原理，或者降为事实上，在求满足欲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己身以外的人也有求满足欲望的权利，也会下降，只要承认有这样的现象，于是而有“争”。争的结果必是：小，有些人得，有些人失；中，乱；大，破坏了平等的秩序，甚至原理。乱，不好，用照顾全面的眼看，或再提高，用圣贤的眼看，为了都活得平安如意，与其有欲则求，无宁节制，与其争，无宁让。这在心态上是推己及人，表现于行为，儒是“仁者爱人”，佛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紧抱这样的生活之道，就个人说是有“德”，就群体说是坐板凳，都在“德”的一端。如此，会有什么结果呢？古人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说得太轻了，改为用今天的话说，只计点滴，打假就用不着，防盗门就不用制，直到检察院和法院也可以关门大吉。遗憾的是这样的大吉不会有，盖纯德治的“君子国”只能存于《镜花缘》的书本里，现实里是没有的。这是说，德治的社会是“理想”，凡理想总是应追求、可接近而难于实现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把逐白云的眼改为看地上，即看现实。可为浩叹，是为数不少的人想方设法用“力”，为利己而不惜损人，即无德。这种现象使我们灰心，也许殃及池鱼，竟至不再重视德的理想吗？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是不当灰心，并要进一步，想办法求德的成分逐渐增多。不灰心，是我一直认为，德的潜在力量未必很小。这可以从两种情况看出来：一种是我亲眼见到的不少人，在世风成为金钱至上的时候，仍是以助人为乐，有所不为；另一种是公认为良心丧尽的人，有时候也会闪动一下是非观念，评定是非的标准是德，这就可证德的斩草除根也并不容易。求进一步就更加重要，理由有二：一是评定某一个群体（或称国家，或称民族）的高下，我以为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看他们坐板凳，是靠近德的一端，还是靠近力的一端，前者高，后者下；二是我们的活得平安如意的愿望不能打折扣，而德则是实现此愿望的最可靠的力量。

有高价值，要重视，所以才大喊精神文明，才力求提高人民的教养。不幸是又闯进来现实，那是很多人没有德，或只是星星点点，起不了多大作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都想活则难得放弃，所以就不能不另想办法。这办法是变揖让为讲“理”。可以用形象的写法表现两者的分别：甲乙二人，甲跟乙说，您人口多，粮食紧，我吃不完，这包米您拿去吧，是德；也是甲乙二人，排队买车票，乙后到，取巧，钻到甲前面，甲说，你怎么能不排队，加塞儿，是讲“理”。理所求是保障公道，即限定任何人不得因利己而损人。限定，只是耍嘴皮子不成，要见诸实行，这就成为“法治”。法，或法律，是理的条文化，并由意、由说说道道过渡到实行，所以与德相比，品位不高，却有个优越性，是实惠，使无德不想讲理的人不得不讲理。也就因为实惠，许多国家讲治平之道，都选定走这条路。法由理来，立法之前，要有人讲理，并使之成为法。显然，这立法之人就最好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照顾全面，不偏不倚。然后是要求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公道，是法治的优越性。美中不足是管严重的，不管轻微的；又，不论司法方面如何努力，总难免有逍遥法外的。但舍小疵而取大醇，我们总当承认，走法治的路，就不会出现红卫兵任意抄家、任意打杀的荒唐现象，即生命有了保障，则喊几声“法治万岁”总不为过吧？照应本题，这讲理或法治是大家都坐在板凳中间，就理想说未能至上，就实际说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

不幸是就实际说，心满意足也不大易。我们见闻的情况可以为证。情况可以轻微，是主流讲理，或想讲理，可是管理与放任并行，因而有时，或有些地方，一些人事的决定力量不是理，而是“力”。情况更容易严重，是看主流，同样是不讲理，因而人事的决定，几乎都是凭各种形式的“力”，比如可以大到权，小到拳。可怕的是这后一种情况，以下举例限定这一种。帮会流行，帮会头子可以横行，是只凭力、不讲理的一种典型表现。如果谁想见识见识，我想推荐《近代中国帮会内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由364页起，看记述杜氏家祠落成典礼那一部分就够了。其时是1931年，地点是上海，一叶落而知秋，整个社会坐在板凳的某一地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十年代是满清逊位的大以后，以前呢，牌号公然是君主专制，至少是大事的决定，凭力（君权）而不讲理，就更不在话下了。可悲的是，至少在家天下的时代，几乎是一切人（知识分子更不例外），都认为一切举措由君权决定是天经地义。这诸多举措，包括大量杀人，如明太祖，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实事求是，直言不讳，我们应该承认，1949年以后，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今年来一个这样的运动，明年来一个那样的运动，直到造成十年浩劫，其来源也是只凭力，不讲理。家丑不可外扬是一种对应的办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另一种对应的办法，为了一误之后不再误，最好是用后一种办法。计及后事，不应轻视“德”，但也要承认，那是理想，为了起而能行，应该着重讲“理”，即求实现“法治”，把“力”决定一切的旧传统扔掉。这是求大家都移到板凳中间，显然不容易，可是正路只有这一条，也只能希望都认清路之后，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