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读《滹南遗老集》，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日前找出来又翻翻，仍然觉得有清新气。所谓清新，是能言己之所见，不顺着老路，人云亦云。人云亦云的话未必就不对，但最常见的是对着所谓圣贤唱颂歌，气盛而调卑，多听难免烦腻，所以没什么意思。兼往深处远处追求，情况还不只是没什么意思。先秦是处士横议的乱世，其实也是盛世，随着秦的统一，过去了。秦始皇得李斯之助，用烧和活埋等办法，求车同轨、书同文字，成效不小。但汉刘邦取而代之之后，还有伏生老头子为《尚书》复辟，这是秦皇的思想大一统并没有实现。思想的近于大一统，是文景之治以后，学术思想的是非像是大势已定，就是处士，张口、执笔也总当是诗云、子曰了。都是诗云、子曰，有好处，是省脑力，有关是非的问题就不必再想。但也有坏处，一是头脑渐渐会僵化，二是错了就只好长期错下去，如人际关系的三纲就是这样。像凤毛麟角，东汉末出了个王充，依传统应该说是实的，他疑是虚；依传统应该说是没问题的，他偏要问，偏要刺。信的大流之中忽然冒出个疑来，这是清新。汉以后，这样的清新不多了，所以就是偶尔出现一两篇发点牢骚的文意，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之类，我们也应该视同拱璧。《滹南遗老集》不只是一两篇，也不只是牢骚。作者喜深思，有主见，即使越出常轨也说，所以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值得一读。
读其书，应该知其人。作者王若虚是金朝末年人，曾任国史编修官，撰《宣宗实录》，入为直学士；还曾出使西夏。他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今河北藁城县）人，地在滹沱河之南，又因为入元成为金的遗民，所以自称滹南遗老。对于他的学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元朝著名学者）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博学，指通经、通史并通集部的文，卓识即见不苟同于众，两者相比，后者更值得注意。他的为人也有值得说说的。据《金史》卷一二六本传，他金亡后不仕，住在正定。年七十，由两个儿子忠和恕陪侍，东游泰山。到黄岘峰，在萃美亭休息，跟同游的人说：“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其后遣忠回家，让恕陪着，找个合意的地方，“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这死法是禅家的，他在书中大力“辨惑”，也许就是禅家呵佛骂祖精神的延伸吧？
《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包括《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五卷，《杂文》最后附很少的诗，据王复翁序，是由元好问《中州集》抄来的。除了最后《杂文》五卷以外，前四十卷都是辨惑性质。所谓辨惑，是认为有些旧传或旧说有问题，不应该随声附和，仍旧信以为是。
疑多数人长时期之所信，程度有深有浅。英国牛顿为苹果落地而不飞升生疑，法国笛卡儿为感知世界（包括自我）是否实有生疑，这类疑是程度深的。王若虚的疑，程度没有那样深；就概括方面说，他也相信有所谓圣人和圣道，一般人应该以之为师。至于下散为个别，他就“本诸天理，质诸人情”（王鹗序中语），有所疑，或认为不对，就指出来，说自己是怎样看。自然，这“自己”的看法也不能百分之百的可取；甚至有的往而不返，流为偏见。如对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辨惑多到十一卷，并且竟至于说：“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东坡不甚好之，而陈无已、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呜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为不可晓也。安得如苏公者，与之语此哉！”（卷三十四）这说得显然就过了头，其来由是只取小疵而忘了大醇；何况所指摘之小，有的并不是疵。如卷十二有这样一条：“《孔子世家》赞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大圣人道德光被万世，虽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迁因读书始想见其为人之大概，非所宜言。”这样说，是不听其言，不见其行，就应该知其为圣人，真是迂陋得太可笑了。在这类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比较公允，是：“掊击司马迁、宋祁，似未免过甚，或乃毛举故细，亦失之烦琐。然所摘迁之自相抵牾，与祁之过于雕斫，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
十之七八也罢，甚至少到十之一二也罢，我以为，我们今天读，都可以不必计较；我们的所取主要应该是，对于正经正史，以及像太史公司马迁这样的大人物，他也敢疑，并且有疑就敢说。当然，由我们现在看，他的求真求是精神还延伸得不够远，因为他还没有问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为什么就必须尊为圣。但处世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王若虚是十二三世纪的人物，我们应该承认他享有一种所谓时代局限的权利。其实就是我们，又何尝没有时代局限？前些年，不少人造了反，改称孔子为孔老二，痛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不管死活一齐骂，而是有选择，可骂的骂，不可骂的不骂。不骂，当然就不疑。《滹南遗老集》的辨惑精神是提倡疑，鼓励疑，这对于我们，包括善骂的勇士，确有值得深思的教训意义。
而说起疑，并不都难。友人戒烟，声明势在必成，我怀疑，因为这样的声明早已不只一次。孩子买来一瓶西凤酒，我怀疑是假的，因为多种事迹证明，假的多，真的少。可是友人，烟，西凤酒，都实有，我不怀疑，也想不到怀疑。这属于生疑的难的一类。还有一种难的，尧舜时期，也许有主张君权至上的；如果有，推想会有人怀疑。下降到战国，孟子还发过傻气，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其后急转直下，秦皇汉武不用说，连明朝正德皇帝那样的坏蛋，天启皇帝那样的胡涂蛋，也都是天纵之圣了。这是因为时间加上各种条件和合，培育成“权威至上”的观念，对于权威，浅是不敢疑，深是根本想不到疑。不怀疑友人、烟等为实有，也是相信权威。但这权威属于“天”，为了表明与属于“人”的权威有别，我们最好不称之为权威。属于人的权威可以分为两大类：人和人所说。典型的例：前者是君上，后者是钦定的信条。这与属于天的相比，地位像是卑微多了。但因为与我们自己是同群，信而不疑，就常常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举例说，君王明圣，圣道亘万古而常新，像这样的权威，我们真就不受它的支配了吗？许多事实明示或暗示并不是这样。想解放，要有精神的冲击力，《滹南遗老集》的值得一读，就因为它可以供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冲击力。
空论说了不少，应该回到本书，举些实例。四十卷，随处可举，只好损之又损，只举三条，我认为意义比较深远，而且可以概其余的！
一条，见卷一的《五经辨惑》：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灾，伯姬卒。”《公羊传》曰：“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来告）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保姆）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左氏，其说略同。《公》《穀》皆以为夫子（孔子）贤之。予谓伯姬知礼而不知礼，似贤而近于愚，其志可哀，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亲，男女之正，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孟子语），事有不幸而莫能两全，亦权其轻重而处之耳。妇无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别嫌疑，防淫慝，平居无事之时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节之污，就使旁无一人，亦所不禁，况左右有司之众，足以自明，独不能权其轻重，而必守此区区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穀》之陋也。左氏讥伯姬女（指未嫁者）而不妇（依女礼而不依妇礼），以为女待人而妇义事（可从宜处事）。予谓当此之时，虽女亦得以从宜，岂独妇哉。呜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于夷途，而世每以矫拂难能、不近人情为奇节，不亦异乎！
（《丛书集成》本，下同）(www.xing528.com)
（贵族）妇女无傅母陪伴不夜出，是传统礼教的规定，伯姬以六十岁的老妇，因坚守而坐待烧死，《公》《穀》说是夫子贤之，于是历代就传为美谈。美谈可以给礼教增添营养，于是礼教就更肥更壮，更难于摇动。礼教的这种规定有目的，是片面维护男子的权益。这不合理，可是积非成是，竟连妇女也视为当然。视为当然就不再有人疑，或有人敢疑。王若虚以“人情”为武器，向礼教刺了一下，虽然刺得不够重（戴着现代的眼镜看），总是刺了。
另一条，见卷五的《论语辨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注疏（指朱熹《论语集注》之前的注解）以为叹时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程颐）曰：“此道体也。天运行（《集注》无行字）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意。”予谓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晓也。诸子之言亦俱说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论虽有益学者，要为出于亿（通臆）度，而遂谓自汉以来无识之者，何其自信之笃邪？盖未敢从。
程氏的这段话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引，其前还有朱熹自己的话，是：“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这是程、朱都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之叹是表明道体。而其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连人生之道还苦于摸不着，又哪里会想到玄学的道体！可是南宋以来，程、朱的意见已经具有权威性，权威是只许信而不许疑的。更可怕的是，信惯了就不再想到疑。王若虚是七八百年前的人物，他却想到疑，而且明白表示“未敢从”，未敢从的正面意思是“不信”。
还有一条，见卷二十九的《臣事实辨》：
或问张巡许远何如（指守睢阳死难事），曰：忠矣，然而不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孟子语），仁者不为，守一城而食人三万口（《旧唐书》卷在一八七下《张巡传》：“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其忍为之乎？宁使贼杀，岂容自食？故予尝谓，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或曰：“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曰：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或又曰：“图大事者不顾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万口之命，而谓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为巡等计，可走则走，不可则战，战不胜而死之，足以塞为臣之责矣；国之存亡，付之天可也。盖当时公论亦多尤之（《新唐书》卷一九二《张巡传》：“时议者或谓……与夫食人，宁若全人。”）。李翰辈曲为辨说（同上书举为张巡辩护者有张澹、张建封、李翰等七人。其后李翰作《张巡传》，韩愈作《张中丞传后叙》），讵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议者遂定（《旧唐书》传赞称为烈士，《新唐书》传赞称为烈丈夫）。呜呼！去古逾远，义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节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胜数哉！
与前两条相比，这一条含义比较复杂，因为牵涉到历史人物和事迹的评价问题。这含有两方面的麻烦。一方面是“事实”。事实，有的多数人可以为证，有的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为证，不管可以为证的人是多是少，传与后人，总不能不用文字。文字是人的手写的，就难免因人的无意或有意而走了样。且不说无意的种种。大走样经常是出于有意。这也有个通例，是以胜败定是非，然后根据是非的要求改造事实。太史公司马迁时期还容许一点点自由主义，所以叙说汉高祖，还透露本来不为太公所喜的情况（太公常说他是无赖），知子者莫如父，这样写应该算作大不敬。班史以下，这样的笔法没有了，而变为清一色的颂圣、骂贼，而圣贼之分非常容易，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再说另一方面，是“评价的标准”。标准，有的因时代变易而有小变，与这里想谈的无关，从略。只说大家认为万古常新的，其中一个与这里想谈的关系最密切，是“忠君”，旧时代是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如何看待？真是一言难尽。难说，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它常同“爱国”混在一起。理论上，这本来容易拆开。可是难的是事实，武王伐纣，据《逸周书·克殷解》，纣的军队顽强抵抗，以致连《尚书·武成》篇也说“血流漂杵”，推想他们既是忠君，又是爱国。其后是世风日下，君权日上，于是只管君不管国的情况就越来越多。方孝孺是个典型的例，转而事燕王，国不变，可是他宁可走诛十族的路，这是百分之百的忠君（建文帝），与爱国无关。我有时想，历史上无数忠臣殉国的事迹，如果其时有什么射线摄脑影的技术，恐怕所得之影有虚实两层，国是虚，君是实。可是不幸，这个年深日久的信条力量太大，为了所谓名节，无数贤人达士真就君辱臣死了。死，如果只是一身，依理，人应该有处理自己的自由，也就罢了。可是，张巡守睢阳的情况不是这样，而是为了所谓名节，杀城内的妇女老弱三万口，吃了肉。可是你说不应该吗？这是忠君，反它？真就成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般人是宁可走李翰、韩愈等的路，三万口惨死的人装作不见，还是歌颂。这是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坚最重的枷锁，王若虚总是看见了，并且用小铁锤敲了一下。就说是收效有限吧，我们翻阅故纸，能够听到这样的叮当的声音，总比万马齐喑好吧？
《滹南遗老集》是不习见的一种古籍。对于古籍，要读不要读，文学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鲁迅先生是倾向不读的，可是给许寿裳的儿子开了书目，可见贯彻始终也不是易事。近些年来，据说古籍的销路还相当可观，可见读的人并不很少。读，比喻下河游泳，不沾一点水滴是做不到的。所以要选择。更重要的是要有分辨是非好坏的见识，因为一，没有这个就不能选择；二，有这个也可以不选择，乱看，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见识从哪里来？内是深思。外也许更重要，原因是思而不学则殆，还会陋。外指他人的所知和所信，一般说是后来居上。但也会有例外，历史上不少见儿子比爸爸更胡涂的。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也是个例外，如把“贵生”放在“忠君”之上，似乎就比通西方哲学的王国维更现代化。因为是例外，我们翻腾古籍时候就应该另眼看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