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的情况很多,这里限于最大户,受帮者是坐上手握统治权的宝座的。坐上宝座,尤其是未坐稳之前,需要帮忙,坐稳之后,也需要帮闲。举例以明之,秦汉之际刘项争天下,对刘邦,韩信是东征西讨,直到垓下灭了项羽,是帮忙;南朝陈江总作艳体诗,使后主怀抱张丽华,感到更消魂,是帮闲。文不离题,这里单说帮忙,而且尾随着悲哀的。悲哀是一种心态,会形于言,记得《史记》曾一而再慨乎言之。一次见《越王勾践世家》,范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另一次见《淮阴侯列传》,韩信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烹)。”意思都是中原逐鹿,尚未定鹿死谁手的时候,有能力帮忙的人是宝贝,甚至恩人,及至已马上得之,坐上宝座,情况就大变,知幾如范蠡,逃之夭夭,可以得个善终,韩信就不成,所得是斩于长乐钟室,夷三族。
为什么要如此前后大异?事实是态度变而所求不变,不过是紧握统治权,并保证万无一失。失的危险来于有人想夺并有能力夺,显然,韩信之流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可疑分子的名单了。又因为坐上宝座,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是保护宝座,于是也是顺理成章,对于信不住的,或进一步,放心不下的,就整,或流放,或监禁,直到斩,夷三族,就不奇怪了。这样说,马上得天下之后,为了巩固唯我独尊、言出法随、江山永固的统治,都要杀功臣,除异己,也就成为历史定律。姑且由韩信算起,两千多年的史实可以证明这个定律,无数帮忙打天下的人被杀了,杀人者还有理由或心态,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按旧的士农工商兵的分类法,被杀者几乎都可以称为士。幸或不幸,士而生在乱世,群雄并起、争夺统治权的时代,要走哪条路,才可以较为心安并少危险呢?一条是隐逸的路,如严子陵,到富春江边去钓鱼。可是这要有个修养方面的前提,不慕名利。人总是人,太难了,尤其上升为士,理想或幻想几乎都是建大功,立大业。乱世,建功立业,可以走刘邦、项羽的路,自己抢天下,也可以走韩信的路,帮助别人抢天下。自己抢天下,结果是二者必居其一,成功,登上宝座,失败,死。帮助别人抢天下,成功,结局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是范蠡、张良的路,退隐,中是俯首听命,甘心为驯服工具,下是韩信的路,自己连带三族都被杀。
被杀时韩信曾明心,说悔不听蒯通之言。那是他称齐王,拥有重兵,帮项则项占上风、帮刘则刘占上风的时候,蒯通的意思是,与其帮他人之忙,将来听命于人,不如自己做主人,可以叱咤风云,无后患。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如果韩信听他的,则可以项羽的楚,刘邦的汉,韩信的齐,鼎足而三,如秦统一以前,战国间的既相争又相安。这想法有明智的一面,是不要信任刘邦;也有落后的一面,是以为手中有武器的会安于三分之一。事实是,心情也是,由山川到子女玉帛,决不能忍受自己以外的人占有并享受。所以听蒯通的,还是不免于争夺,最后仍是二者必居其一,成功,登上宝座,失败,死。小民呢,命运永远是,谁抢得统治权就听谁的,纳税交租之外,还要修阿房宫,造兵马俑,庆万寿节,手举什么旗高呼万岁。功臣被杀,小民被压,是家天下,一人登上宝座,集权于一人之手,说了算的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智者如范蠡,如蒯通,想办法,也只是枝叶间的,不能触及根本,所得就很可怜了。(www.xing528.com)
触及根本是什么样子?显然,想法和办法就都要天翻地覆。首先是哲理方面的认识,要由“天降下民,作之君”,坐上宝座的都是“奉天承运”或英明伟大,因而就有说了算数、为所欲为之权,变为权是身为小民的人人所有,主政、行政,不管什么层次,都是受小民的委托,管一个摊,只能依法办事。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办事之权就不能由马上得之,要改为想方设法,取得多数小民点头。点头了,上了台,还不能家天下或己天下,只有阎王老爷来请才离开那个坐位。尤其大异的是居上位之时,发号施令之前,要看看小民的脸色(因为权是由那里来),而不是胡思乱想,堂上一呼,全国震动,不欢迎也要遵命,山呼万岁。民遵命,遵民命,如泾渭之不同,来源必大异。“天降下民,作之君”来于传统的《尚书·泰誓》,三权分立来于进口的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的书,有严复的旧译本,名《法意》,有张雁深的新译本,名《法的精神》,看过的人可能不少吧?推想小民是会欢迎的。可惜是传统的力量太大,两千年以上,直到晚近,情况仍是中原逐鹿,马上得之,得之之后,上宝座,威权集于一身,出言即法,对于不合己意的,轻则使之不能抬头,重则使之不能保头。单说不能抬不能保的,其中就有不少韩信之流的功臣。回首前尘,建功立业,理想至为辉煌,破灭,会不会慨叹悔不听蒯通之言呢?我的想法,如此慨叹,心情仍是“大丈夫当如此也”一路,不如多为小民想想,说悔未能早聆孟德斯鸠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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