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来浏览报刊，因为目力不佳，都是拣感兴趣的粗略看看，如云烟过眼。日昨却出现一次例外，是看湖南编《书屋》1998年第5期印上海江小燕女士写的一封长信《致余开伟先生》，洛诵之余，还想抄录其中一些话，置之座右，以便风晨雨夕再看看，从中掇取一些辨是非的聪明，活下去的生意。江女士与傅雷无关系，却是收藏傅雷骨灰的义士，现年五十九，已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退休。她未必亲近过儒学，却有“舍生而取义”的心情和魄力，并因此而坎坷一生，“仍然说并未后悔”。金梅著《傅雷传》和余开伟著《傅雷传编辑札记》都提到这位义士，所述事有些与实况有出入，所以江女士写了这封信。信是写心，值得通篇细读，我选抄一部分，是出于“老者安之”的私心，为重读时少费些精力。也可以化为公，是我希望，还没读过的人，用较少时间看看我这节要本，也可以从中掇取一些辨是非的聪明，活下去的生意。节要是我做的，次序由我安排；认为有必要，也许插说几句。依版式惯例，引文低格抄。
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省略号原有）
1958年7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5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鉴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然而并不因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离7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
大致是高中毕业之后九年，即1967年，她看到她的熟人中有些求生不能，自杀了，她想向上反映这种情况，使老百姓不再有这样的遭遇。
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分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
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
当时被（某工厂）抓是在1967（年），6月21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
她辩护，自己无职业，身分还是学生，收傅雷骨灰，是因为：(www.xing528.com)
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父亲是基督教徒，行善）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什么政治目的。
她获得释放，可是长时期忐忑不安。
虽然曾向他们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的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直到1972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只能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
以后，靠她自己努力，拿到本科文凭，可是因为起步晚，错过机会，直到退休，连个副高职称也没混上。她会后悔吗？她说：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
节要毕，“辞达而已矣”，善恶对比鲜明，我似乎用不着再说什么。可是想到某君昔年所评，我之所写都是废话，想破罐子破摔，加说几句废话。意分两层。一层，口头和字面，依照什么主义，谁的思想，胜利了，可是看我们住于其中的社会，大小有权者可以任意害人，无权者不参与害人就连活路也没有。我长于江女士三十岁，看她的经历，像是重行旧路，又一次感到痛心和绝望。这就跳到第二层，是江女士能使一切痛心、绝望者绝处逢生，因为她还为我们保存着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我们也就还有希望。或曰，能不能顺着希望再说两句？那就说两句。一句偏重心，是今后都不用仇恨的眼看人。另一句偏重物，是共建一种制度，在其中，无论什么人，都没有害人的权力。这是希望，理想也，如何能成为现实？那就要靠有江女士那样心情和魄力的人去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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