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人的节操与操守的重要性

“节”也是个多义词，这里指人立身处世的节，或称“操守”。就是限于立身处世，节涉及的方面，心物，小大，轻重，也是千头万绪，也就难得三言五语说清楚。大题只得小作。办法是学冬烘先生授徒，认为什么值得讲讲就讲，其他一时想不到的就放过。

由释义起。节有初始的泛义，是“节制”。节制有所为，是防止任性，顺流而下，以致损己损人。任性的性是《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的“性”，如喜乐不喜苦、愿生不愿死之类都是。性来自天，逆很难，顺却非常容易。其结果是顺，流而下就成为任性，再流而下就成为放纵。依常识，放纵会引来恶果，所以要节制。又因为节制不容易，有大用，所以上至圣贤，下至常人，都推重节制，称能节制的人为有德。

仍是依常识，节制一般指适可而止甚至谦退的行事；上升为德，我们习惯称之为“节”。节有小大。如饮酒过量，至于骂人、呕吐，当然不好，我们视为小节。运动来了，为自己顺利过关，卖友，甚至敌我拼死活时期，投敌，是大节有亏。小节可以出入，以下谈大节。情况过于复杂，仍不得不用冬烘先生授徒之法，算作举例也好，想只谈三种，是以人兼事的不同为标准分出来的，一是烈女不事二夫的“守节”，二是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三是一般人轻利重义甚至舍生取义的“节操”，重点谈第三。

先说妇女的守节，昔日誉为上德，今日说是男性视妻妾为私产，强迫她们从一而终，不合理。可是触及“理”，要讲理，我们就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妇女守节的不合理，浅近之理是不平等，如果变不平等为平等，要求男性也从一而终，则视守节为上德，还可以说是不合理吗？如何答，会因男女结合情况的不同而有异。这里化繁为简，只举两种极端的。一种极端是昔日，父母之命加媒妁之言，而且结合后毫无恋情，如果一方早逝，要求另一方守节，还能算合理吗？另一种极端是今日，一见倾心，数见要死要活，上天保佑，得结合，信誓旦旦，白头到老，如果一方未能到老，生的一方守着骨灰到老，即所谓守从一而终的节，能说是不合理吗？浅近之理如是，还有深远之理，是古人说的“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用今语说是自然力要求男女居室，守节是逆，不容易。这样说，不守反而近于“率性之谓道”。究竟要如何处理？像是不得不因时、因人而异。表现为行事是：当事者从心之所安，守好，不守也可；旁观者宽容，对于守的，敬重，对于不守的，谅解。

再说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气节也可以说是一种节操，一两年前我写《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为了减少头绪，让它专指忠君的德，这里仍旧贯。忠于一姓，或减至忠于一君，是昔日的事，可是那是史，就难免用今日的眼看，因而问题也就成为不简单。只说我们今天宜于怎样看。旧话不想重复，这里只说说要点。一是对于忠君之人，我们不得不历史主义，承认凡是坚决依当时的道德观念而行的人都是好样的。二是对于忠君的德，表现为服从，歌颂，为之死，都无条件，我觉得是奴隶道德，来于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权力的无限膨胀。如是，可以推知，这样的气节，对于巩固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必有大用，而能不能造福小民，就要看坐在宝座上的人是（传说的）尧舜还是桀纣，如果是后者，用小民的眼看，是越忠越糟。三是厚今薄古，应该明确认识，忠君的气节，作为思想意识，是与民主、自由背道而驰的，在高喊近一个世纪的德先生还未能荣升上座的今日，多说它的好话，求万岁之声降低就更难了。所以，至少是往前看，为来者设想，我们少谈那样的旧事，甚至不想那样的旧事，有精力，改为多喊几声民主法治，是只会有得而不会有失的。(www.xing528.com)

有人也许会说，扔掉忠君，连带会轻视气节，引来不重视义利之辨、无所不为的后果，终归是不对的。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非君主专制的社会，人立身处世，仍然离不开义利之辨，也就仍然要面对操守问题。义是面对是非的两歧，坚决取是而舍非的行为的价值判断，可以称为义的行为多种，忠君，即使依旧说为至上德，也只是义的一种而已，扔掉一种，一时，义可能受损，另一时，只要还有人间世，义就不会降价。也就必有操守问题，一般人的，为了与旧的纲常有别，这里称为节操。一般人（大致指没有说了算之权的），过常人日子，碰到义利的两歧，对应时可以取义而舍利，也可以取利而舍义，也就不得不面对节操问题，理想的路当然是坚守而勿失，容易吗？

节操是一种德，能明辨是非，在义利不可得兼的时候，重义轻利，甚至舍生而取义的德，这样，谈守的易不易，就要把无德的人除外。然后可以问，有德矣，重视节操，不幸而义利不能两全，取义而舍利就一定能有志者事竟成吗？我的经验，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原因是花花世界，情况万千，义利的性质和关系无限，至少是有不少时候，如入《镜花缘》的君子国，只顾义而不计利，是大不易的。例证也是无限，想由轻到重说三种。一种，属于礼俗或情面之类，如某人拿自己的并不高明的作品（诗文或书画）请人评论，评论者说不高明，真话也，合于义，而实际，必是十个人中有九个顾情面的利，不说真话。另一种，属于名利（包括饭碗）之类，如处境是古义的穷（不能腾达）兼今日的穷（无钱），有世俗认为难得的机会，入某机构，可以得名，入某机构，可以领工资，养家肥己，而这样的机构，恰好是自己不欣赏甚至厌恶的，就甘心取义而固穷吗？估计多数人是走韩文公“送穷”的路，虽然非心所愿，也只好将就了。还有一种，级别更高，属于身家性命之类，并可以改设想为实例，如三十年前，大革命，早请示，晚汇报，手举小红书，胸挂像章，口呼万岁，也许还要加上扫街，请罪，昔人嗟来之食尚且不吃，宁可死，况如此屈辱乎？但取义（包括学陈胜、吴广）就要不惜身家性命，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还是未能从孟子所推重，舍生而取义。未能取义，就是节操打了折扣，可悲吗？更可悲的是这打折扣还大有来头，即来于“率性之谓道”，取义至于舍生，像是不能说是率性，至少不是率常人之性。也就因此，反观历史，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以及《高士传》、史书隐逸传中那样的，与常人比，就为数太少了。

为数太少是实际，讲人生之道不当忽视实际。这实际是高标准，舍生取义，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的想法，可以视高标准为理想，如一切理想，最好努力求其实现，万不得已，也要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容许心向往之就是容许打点折扣，即不是放弃，而是由高标准降为低标准。低标准，亦标准也，言内之意是只容许小降，而不得走向反面，以至于不义。举实例说，在只有暴力而不讲情理的时候，违心，手举小红书、高呼万岁可以，加入红卫英雄之队，去抄家、打杀就不可以。严格讲，可以和不可以都会触及节操问题，但有个大区别，是在可以的限度内，自己屈辱而并未损人，说取义，不够，总是未陷于不义，或说是还没有扔掉良心。未扔掉良心，可是屈辱了，算不算节操有亏呢？仍是标准问题：高标准，如伯夷、叔齐，行“心之所向”，甘于屈辱是有亏；低标准，如大量的未扔掉良心的常人，行“心之所安”，走宽容的路，也可以说是无亏。

至此，谈节操问题，想到多种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感慨。感慨也会有层次。高一级是，坚守节操是上德，可惜受“率性之谓道”的拘束，我们常常只能行心之所安，即安于低标准。低一级是，走出书斋到街头巷尾看看就会发现，节操的低标准早已成为高标准，有不少人，心里只有利而没有义，化为行是为利己而无所不为，良心扔掉，节操云云就更谈不到了。低标准竟也成为大难，可长太息也！太息完了又能怎么样？也只能希望“人之初”，真是“性本善”，“迷途”之后还有“知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