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出入红楼的同学作古,遗物不少,单说书,估计有若干万卷。占房间不少,下代不治这方面的学问,又没有藏书兴趣,听说,如何处理就成为难题。我一生滥竽书生之林,师和友,很多人身后也会有这样的难题。忽而想到这种难及其处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时竟扩张至于“朝闻道”之道,也就不免有些感慨。感慨之最重者是想到梁元帝的江陵之火,十四万卷毁于一旦,他会不会回顾昔年之聚,慨叹何必当初呢?
梁元帝的火攻是主动的,其所得是一扫光。一扫光的善果或恶果还可以来自外力,大革命的抄,然后是或火烧或运走,其彰明较著者也。关于这样的一扫光,一个早已作古的朋友曾有妙论,是这样的抄必有一大善果,可以使书生清醒,接受佛门的万法皆空,再见到所谓好书能够变热为冷,望望然去之。
这是推想书生如禅门古德,也能够顿悟。估计过高了!其实是除非如刘盼遂先生,人随书去,至于书去仍有小命在的一群,时移世异,坐在所谓书斋里吟哦几句不再拉去批斗,就必是旧病复发,见到书眼馋,想请到自己的小屋里。常人说常人话,这不稀奇,甚至可誉为应然。盖书生手里有书,正如农夫手里有锄镰之类,因为要用。用,买,就会积少成多。又人之性,物有优劣,对于优者会生爱恋之情,于是,如果钱有余力,就禁不住以钱易之,其结果必是积少成更多。以上聚书之理外延为具体情况,或说书生聚书的情况,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用而聚,我有个熟人李君世中可以举为典型的代表,买书很多,都是因为想读。第二类是(或主要是)因爱好而聚,我的老友姜德明先生宜于归入这一类。第三类是买书,多数为用,但遇到心爱而可以不读的,间或也买一些,备吟诵之暇玩赏。我的见闻所及,三类之中,以第三类人数最多,第一类次之,第二类最少。至于聚书的数量则比较难说,可以推断的只是,第二类必不少,其他二类因人而不同。可以总而言之的是,书生而守本分的,或上升而至于呆的,如果不早夭,都会存些书,也就都有身后书如何处理的问题。
情况(包括书的情况和身家的情况)千差万别,对应之道也就不能不千差万别。最省事的情况是后继有人,比如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都是有大成就的汉学家,父作古,书依旧有用,自然就不会有如何处理的问题。时至今日,事业和兴趣,上下代如王氏父子的已经很少,因而不少书生作古,会留下书如何处理的问题。估计绝大多数人会同意,有两种情况,一是人有大成就,二是书成系统或兼名贵,人作古以后(也可在生前)书不宜分散,最好是捐献或折价,归某文化单位。例不少,前者如梁启超、胡适等,后者如傅增湘(多藏善本)、马廉(多藏小说善本)等。尽人皆知,无论人还是书,够这样档次的不很多。下降,比如藏书上万卷或数千卷,其中并有些可资玩赏的,碰到如何处理的问题,至少是理论上,有没有上策呢?一种想法是及身散之。散于何处?只能说个原则,是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赠与了,书得其所哉,像是功德圆满,可以常乐我净了。但也会有困难,或说大困难,来自实际的,是心有余力的时候未必忍心看着在身旁多年的典籍走出书斋。这样的古事说也说不尽,只说我的先师孙楷第先生,体弱多病,晚年,书可说是已成为多余之物,可是大革命中散了,切盼回来而落了空,就几乎精神失了常。所以及身散之虽是个好理想,化为实际却大不易,如是,也就仍不得不面对身后的问题。(www.xing528.com)
若干年前,我谈过“身后”问题(《顺生论》第六〇节),说人死如灯灭,所有问题(财物、声名、情感等等)都是活人的,撒手之后没有觉知,也就不再有问题。这样说,所谓身后问题,就当事者说,其实是存于“意”根的身后问题,换句话说,是因为想,放不下,它才成为问题。放不下什么?且浅尝,说书,是多年所集,所爱,想到将大变,非己有,除非有庄子、慧能那样的修养,是很难忍受的。难割舍的感情还可以转化为沉思:多年风晨雨夕跑书店,买到,持回,上架,每次入目都高兴,原来最终是一场空!这样的沉思还容易更深化,成为慨叹人生之不常,弱者雕虫,强者逐鹿,“生年不满百”,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躲过一场空。躲不过是定命,会带来烦恼,如何对应?儒家说“畏天命”,近于顺受,也就不想抗。佛和道都想抗,办法不同。都知道外不能变,只得乞援于内功。佛家说爱染是迷,带来诸多烦恼,要以悟破之。悟的境界是不再有俗世的情欲,无情,不爱,室家尚可以舍,况若干卷书乎?想得不坏,缺点有实际的,是破情障大不易;有理论的,是还珍视常乐我净,亦爱也,可见破并没有彻底。由是否彻底的角度看,庄学的道家像是高出一筹,那是看一切为无所谓。有,无,苦,乐,来则安之,都无所谓。与大智度比,这近于毕竟空。可是也有缺点,或说问题,是“仰之弥高”,书生百分之百是常人,必做不到。
君子思不出其位,还是说书生能做到的。这就要卑之无甚高论。人,有了生,幸或不幸,排行入了九,守本分,就不能不读书,钻入故纸新纸,行派生情,就不能不爱书。用,爱,就必致尽己之力买,甚至省吃俭用,欠账,买。其结果是书断断续续走进住屋,入橱,上架,甚至如十月的蟋蟀,“入我床下”。为书,如此费力,会有所得。举其荦荦大者,可以有两种。一种偏于知,比如祖传,帝王都是奉天承运,视民如伤,所以身为下民就应该歌颂皇恩浩荡,读书而真能明理,就知道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不可信。另一种偏于情,比如天假良缘,买到吴香的《花帘词》,上有作者手迹,写完交代或检讨后烦闷,找出来,闭户看看,也就可以化烦恼为菩提了。对于书,这样的态度,买,读,爱,并乐得有所得,是“随缘”,用马祖、赵州的眼看是“迷”。用常人的眼看呢?我们命定为书生,都是常人,就应该,或不得不安于常人,这也可以戴一顶高帽子,是“率性之谓道”。可是说到“性”,是来于天命,老之将至亦命也,这就又不得不面对身后问题,或意根中的身后问题。我的想法,是也可以用“随缘”的办法来对应,化为具体是,已知人生不过是这么回事,老走近,死走近,仍旧顺受。顺而受之,不怕,不悲伤,也无妨称为“悟”。曾迷,也曾悟,是半迷半悟。这样的原则化为行,现身说法,对于身旁的书,可先别亲(尊为师的,心爱的,伴随多年的)疏(可有可无的),疏可以及身散之,亲则请它长此坐在举目可见的书橱里。或曰,你只是半悟,有时还会想到身后吧?答曰,间或想到,就默诵“身后是非谁管得,不如高卧看书橱”。此半悟半迷之道,愿与未知数的同行共参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还是说书生能做到的。这就要卑之无甚高论。人,有了生,幸或不幸,排行入了九,守本分,就不能不读书,钻入故纸新纸,行派生情,就不能不爱书。用,爱,就必致尽己之力买,甚至省吃俭用,欠账,买。其结果是书断断续续走进住屋,入橱,上架,甚至如十月的蟋蟀,“入我床下”。为书,如此费力,会有所得。举其荦荦大者,可以有两种。一种偏于知,比如祖传,帝王都是奉天承运,视民如伤,所以身为下民就应该歌颂皇恩浩荡,读书而真能明理,就知道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不可信。另一种偏于情,比如天假良缘,买到吴香的《花帘词》,上有作者手迹,写完交代或检讨后烦闷,找出来,闭户看看,也就可以化烦恼为菩提了。对于书,这样的态度,买,读,爱,并乐得有所得,是“随缘”,用马祖、赵州的眼看是“迷”。用常人的眼看呢?我们命定为书生,都是常人,就应该,或不得不安于常人,这也可以戴一顶高帽子,是“率性之谓道”。可是说到“性”,是来于天命,老之将至亦命也,这就又不得不面对身后问题,或意根中的身后问题。我的想法,是也可以用“随缘”的办法来对应,化为具体是,已知人生不过是这么回事,老走近,死走近,仍旧顺受。顺而受之,不怕,不悲伤,也无妨称为“悟”。曾迷,也曾悟,是半迷半悟。这样的原则化为行,现身说法,对于身旁的书,可先别亲(尊为师的,心爱的,伴随多年的)疏(可有可无的),疏可以及身散之,亲则请它长此坐在举目可见的书橱里。或曰,你只是半悟,有时还会想到身后吧?答曰,间或想到,就默诵“身后是非谁管得,不如高卧看书橱”。此半悟半迷之道,愿与未知数的同行共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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