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全集·顺生论　望道杂纂》：修道与本生的关系及其成果

境遇同，如何对应，不同的人可以不同，甚至很不同。对应通常表现为行事，会影响己身及己身以外。于是而产生得失、苦乐以至祸福和悔尤，总和为价值性的认识，曰是或非。是会视为当然，非呢，会引来烦恼，甚且进一步，疑问：亦知清水为佳，何以常是在浊水里走呢？记得多年以前，不只一次与我的畏友韩文佑兄谈及这方面的情况，他慨乎言之，说是定命，秉性如此，改大难。秉性，用佛家语说是本生。可是还有土生土长的儒家，《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说率性的道还可以修，或需要修。经过修之道，应该与本生的有别，那么，昔年韩文佑兄说的不宜于如何而竟如何要归诸定命就错了或失之片面吗？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藏在心里，未能解答。力不能及的放过去也罢。是近一时期杂览，遇到有关人及其行事的一些议论，多年放过去的问题死灰复燃，不免又想想，所得呢，至多只是微明，因而又有些感慨。感而慨，亦生涯之一点一滴也，记下来也好。

议论触及的人和事两桩。先谈其一，是一篇题为《“忠舍”佚诗与狱中的周作人》的文章（作者陈益民，刊于1999年第3期《鲁迅研究月刊》），重点谈周作人住南京老虎桥监狱及其前后的恩怨心境以及表现于诗文的情况。情况虽非单一，却主要是怨恨，因而见于诗，见于文，就一反惯常的冲和平淡，成为刻薄。作者问道：“那位总是慢声细语、心平气和的苦雨斋老人在这件事（案指对沈启无）上怎么显出这般暴风骤雨的模样？”这疑问使我想到红楼旧事，有人告诉我（也许竟是红楼中所传）：“杨丙辰是天生的圣人，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所谓圣人指待人厚。单说周，我三十年代前期出入红楼，所见所闻也确是如此，自持冲淡平和，待人温雅客气。其时只承认是圣，未想到来源所谓修养。是后来，尤其近日读了陈先生这篇文章，“修养”的问题才清晰地立在眼前。仔细想想，红楼的论断可能大有道理，他的圣是由修道来，本生还藏有异样的什么，碰到机缘会破门而出，因为更有力。这样看，二十年代他与鲁迅先生失和，四十年代及以后对沈启无，对傅斯年，由旁观者看都失之未能温雅，与他的形貌不协调，也就不难理解。他自己也会有所觉察吧，因为他曾著文，并治印，表示大为欣赏杜牧诗句“忍过事堪喜”的意境。这欣赏蕴涵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愿意，二是未能。知而未能，表示修道与本生战，修道未必能操胜券，此人群共有之憾事也，可为浩叹。

再谈其二，越洋到了外国，是不久前的（1999年）七月，美国的高干子弟小肯尼迪自己驾驶小型飞机出行，飞机坠入海中，机上几个人都死了。飞机失事，虽意外而不稀有，也许稀在出于干而且高之门吧，报纸反反复复谈论此事，并追寻原因。原因多种，如飞机质量、天气等，其中一种触及本生，说他们的家族喜欢冒险，并深挖，说与基因有关云云。他们那里没有旧新儒家，估计不会读《礼记·中庸》，也就不能知道“修道之谓教”吧？于是而率本生之性，冒险，提前到上帝那里去了。这里不惮烦转述，是想继上段，说本生力大，考虑人生问题就难得躲开它。

古人说修道之谓教，是承认生活之道需要修，修的办法是教育。教育多方，举其主要者是读书和习礼。由道的角度看，读书偏于知，所求为能辨是非；习礼偏于行，所求为能合规范（假定是非和规范都是可接受的）。无论讲道理还是看实际，我们都得承认，教会带来善果，这是化野为文，或由野变为移向文。这里的问题是，专就某一个人说，受了教，行事就可以不受本生的控制至少是干扰吗？换句话说，修道产生的化之力，竟至能使本生也俯首听命吗？但愿能够这样。遗憾的是，至少有不少人，切身体验，常常不是这样。(www.xing528.com)

空口无凭，要有事为证。可以举他人，也许很多吧，但不免有臆测之嫌，不如近取诸身。我一生穷（兼用古今二义）困，多感到无忙事（中原逐鹿之类）闲事（下里追欢之类）可做，只好走最蹩脚的一条路，读书。圣经贤传，直到里巷琐闻之书，都曾“乱翻”。还曾大举攻乎异端，以人生之道为主脑，读儒，读道，读佛，以至西方的。限于“文字般若”，应该说有所得，比如确知，求人人活得平安，就要用儒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破患得患失的烦恼，就可以用道的任运或佛的万法皆空。此“知”也，照王阳明的想法，贯彻于“行”必不难。实际呢，常人非程朱陆王，且不说无所知的，就是曾闻道，并信受，奉行也大不易。至此，可以现身说法了。我读儒家书，甚为欣赏“温良恭俭让”的处世态度，也就仰慕有此高修养的古今人物，如唐朝娄师德（主唾面自干者）之流。欣赏，仰慕，“愿学焉”，有没有学而有成呢？我自己沉思之后论断，姑且算作有所得，也是轻而小者，如有些人所说，与人往还，随和客气而已。还有重而大者，是一，有时，大多是在熟人面前，表现为“暴躁”，怒从心头起，不能忍，或根本想不到忍；二，常常，想到某种不如意的情况，面对稿纸，就牢骚满腹，惯于一吐而后快，忘掉温文尔雅。这样的行事，与所欣赏、所仰慕异趣，也要有个来源，非修道，只能说是本生了。

本生根深，根深则叶茂，表现于心和身，必不止于暴躁一端吧？正是这样。那就再说一端，与修道的所知不合，“欲寡其过而未能”的。这是指容易“情动于中”。用常人的常道看，“苟未免有情”不当算失误，但会引来问题，偏于理论的是度量问题，扩张至于实行，就必致触及苦乐。佛家戴西天制造的眼镜，所见都是苦；并追寻原因，说主要是爱染；病明，处方就容易，是用止观等法去掉情爱。这看法与常人的所行不同，但言之成理，尤其是情动于中而引来苦的时候，我就更感到宜于信受。此乃修道之一得。得还有来自道家的，《庄子·大宗师》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这是表示，容易情动于中是得天独薄，生活必远于道。在这方面，佛道家数不同，所见却一样。我食息于世俗，有时想到他们的所见，总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形于言就成为《蒲团礼赞》《惟闻钟磬音》之类。仰慕蒲团、钟磬也蕴涵两方面的意思，愿意和未能。想到未能，就禁不住慨叹本生的力之大。

那么，就安于“畏天命”吗？曰，同是孔子，还有“知其不可而为”一面。办法是不放松修道，以期学而时习之，有时面对本生，虽不能制而服之，却有决心恳求它客气一些，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