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报刊起源：社会发展中的新闻传播

西藏新闻事业，较之其他省、市、自治区，起步是滞后的。不过，社会上的新闻传播活动在这里很早就已开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过去未见有人专门考察，近年来却受到有些学者关注，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据史书记载，大约从公元前10世纪起，青藏高原上曾住有蕃（雅隆）、苏毗（孙波）、羊同、党项、白兰、附国、突厥、吐谷浑等大部落，这些大部落又各控制着许多部族或氏族。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藏族先民们，在生产劳动和自然斗争中，在部落之间矛盾冲突和战争中，信息沟通与新闻传播活动成为迫切需要，于是信息传播在藏族地区活跃起来。当时没有文字，传播手段带有原始性。他们“刻木结绳为约”，以通联系。打仗时，则举烽燧，发出寇至警告；吹长角，以示敌情危急；射金箭、鼓簧，以动员战士出征。有的还把歌唱作为通信息的手段。随着农牧业的分工，农、畜产品交换的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开始向贸易领域扩展。这不仅密切了青藏高原部落间的联系，而且还促使这里的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某些毗邻地区居民建立起新闻信息沟通关系。

7世纪初，松赞干布结束了西藏延续上千年的列国小邦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定都拉萨）。社会发展迅速，内外交流扩大，藏文字也已出现了。西藏的信息流通与新闻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非文字手段仍然经常继续使用，并且有了重大进步。如在当时至为重要的军事活动方面，据《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称：“其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有急兵，驿人臆前加银鹘，甚急，鹘益多。”这里我们看到，军方对于敌情的发布已能根据紧急情况的差异而在胸前使用不同的符号标志，这就比过去精细多了。而“百里一驿”的驿站设置，更使军情传递在一种稳定、有序的条件下运作，其效率之提高是很明显的。另外，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上记载：“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即以悬置狐尾于头部的方法，将战事失利的消息公之于众，这表明信息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尤有重要意义的是文字（藏文）手段的应用，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所知不多。近经人研究，了解到吐蕃王朝的朝政大事，不时被用文字记述刻在石碑上，“令上下臣民一体周知”。文字成了发布新闻的一种手段，这是重大的历史性突破。这一文字手段又扩大到书信传递方面，推进了驿站建设。因为能用文字写信了，通信驿站设置了专职送书面信件的驿人（另有捎口信的驿人），其中送政府公文急件的，“以羽毛为标志，铃声叮当，换马不换人，一直送达收信者”^[2]。这就大大密切和改进了王朝政府与小邦之间、小邦与小邦之间以至吐蕃王朝和外地的信息联系。藏区的新闻传播出现了飞跃的发展。(www.xing528.com)

公元869年，奴隶起义，吐蕃王朝灭亡，从此藏区处于政治分裂、战乱频仍、群雄割据状态，历时400余年。这期间，藏区的经济、文化仍在继续发展，藏文有了革新并广泛使用，造纸业开始发展，这就使得信息流通与新闻传播又获得很大的进步。其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文字手段跃居统治地位并和纸的应用相结合，摆脱了那种原始落后方式的束缚而走进广阔的天地。这时书面的诏谕、疏表、公告、布告等已成为君臣上下间信息沟通的通常方式。军事方面和小邦之间出现了书面文告与某种新闻布告等。对此，我们所知极其有限，但其进步之大还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要认识一个问题，即从一般的信息与新闻传播，发展到报纸、期刊（即使像古老的“邸报”）的出现，是要经历非常艰难的过程的。有学者估量，这期间类似唐朝“邸报”的那种传播媒体在藏区可能已经出现，对这一看法我们持怀疑态度。起源于唐代的“邸报”，从根本说来，是治域辽阔的中央皇朝政府为联系地区官吏的政治需要而兴办的。吐蕃王朝崩溃后，藏区分裂为许多互不隶属的地方实力集团，兴办某类“邸报”的可能性实不存在。至于那些分散、独立的小邦，是否会办自己的“邸报”，从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看，也难能实现。因为既非当时迫切需要，政治、人文诸条件也不适应^[3]。元代西藏纳入了祖国版图，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藏族成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信息与新闻传播方面的一大发展，就是藏区与内地的联系密切起来了。元世祖即位后即派员入藏设驿站，其主要意旨在“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三《兵考·马政》）。藏区共设有大站28处，加上小站有40余处。元朝在全国共设大小驿站1 383处。在藏区至京师的驿道上，人员来往频繁，其中“持有诏书、驿卷及官司文牒乘驿往来于驿道上很多”^[4]。这种信息传递新路线的开辟，意义重大。驿站还将内地的印刷术和纸、墨等用具带入藏区，创建了刻书坊，这无疑是对西藏传播事业的有力推进。不过当时兴旺起来的主要为书本业，刊刻经书之风顿开，经久不衰。但对新闻传播媒体的革新并无多大突破。整个元代和以后一个很长时期，还未见类似内地邸报的兴办，这也可能因调查研究工作未深入而漏见^[5]。

在19世纪，外国侵略者用炮火把近代报刊移植到中国沿海各省市时，西藏地区也是很不平静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各种名义不断闯入藏区。他们虽然未能在这里兴办报刊，却在20世纪初，用战争带来一阵不同寻常的新闻活动。1903年，英国乘清廷刚败于八国联军之机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令新闻界瞩目的是，随军来了三名英国著名大报的记者，他们是《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兰登（P.Landan）、沃德尔（L.A.Wadell）和《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埃德蒙·坎德勒。他们十分活跃，报道了这次战争从备战活动、古鲁大屠杀、攻占江孜、侵入拉萨和在布达拉宫签约的全部过程。不但写了大量文字稿件，还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6]。就目前所知，在西藏地区，像他们那样以记者身份从事现场采访，进行新闻报道，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还看到，入藏英侵略军为沟通信息，在江孜架设了通往亚东、噶伦堡的电报线，并将由印度引来的电线架到拉萨^[7]。这一将西藏和世界联系起来的通信线路也是首次出现。英侵略军就是通过这一线路和伦敦政府往返交流侵藏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