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种报刊影响广大，云南日报宣传国民党立场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云南的新闻事业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原来的几家民办和商办报纸，都因经费拮据而相继停刊。当时剩下的只有国民党省党部的《云南民国日报》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云南日报》，这两张报纸因有强硬的靠山才得以坚持下来。

抗日战争促进了云南新闻事业的繁荣。抗日战争中，云南是西南大后方，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同济等都迁来昆明，国内大批学者、教授、专家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云集昆明，极大地活跃了云南的文化生活。内地的许多大报也都纷纷迁来昆明出版，本省也新增了不少报刊，特别是那些从未办过报的区县也出现了报刊。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云南的新闻事业又一次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云南先后出现各种报刊达68种之多，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10家。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恢复重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积极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在新闻战线上，曾先后派出党员打入昆明主要报社，团结新闻文化界人士一起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进行斗争。他们主要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利用各报，尽可能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救国纲领。并且利用蒋介石与龙云的矛盾，努力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为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抗日战争中，外地迁入昆明的报纸有：1938年10月由南京迁来的《朝报》；1938年12月由天津迁来的天主教报纸《益世报》，1939年1月又发行《益世晚报》；1939年5月在昆明复刊的《中央日报》，1945年2月又增出《中央晚报》；1945年2月由柳州迁来的《中正日报》。昆明地区新创办的报纸有：1939年12月由泰国归国华侨创办的《暹华日报》（后改为《侨光报》）；1943年10月10日由云南地方人士创办的商业报纸《正义报》；1943年11月驻守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创办的《扫荡报》；1944年12月由龙云之子龙绳武创办的《观察报》（云南民革机关报）；1944年7月，云南日报社新增《云南晚报》。

这一时期昆明出版的有影响报纸刊物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编的《文化周报》，地方人士方树梅主办的《新民画报》，龙云夫人顾映秋主办的《真报》以及《西南周报》《昆明周报》《生活导报》《文林半月刊》《商友》《中国工商导报》《群意》《云南教育周报》《戏友》《金碧旬刊》《黎明半月刊》《评论报》《新真导报》等。著名教授、学者、专家、文化界名人费孝通、郭沫若、茅盾、曹禺、范长江、潘光旦、闻一多、吴晗、楚图南、李广田、尚钺、冯至、沙汀、胡风、曾昭伦等都曾分别在上述报刊及一些大报副刊上发表文章。

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及进步群众团体创办的报刊有《南方》《前哨》《战时知识》《救亡》《文化新闻》等。

各区县创办的报纸有：国民党昭通县党部机关报《滇东日报》、《云南日报》（昭通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个旧《曙光日报》，中共昭通地下党创办的《昭通周报》，建水县的《泸江小报》，丽江的《丽江周报》，国民党景东县党部机关报《景东周报》，弥度县的《滇缅日报》，国民党军人宋希濂、李根源在大理创办的《滇西日报》，腾冲县的《腾越日报》，富民县的《新民报》，景东县的《民峰旬刊》，姚安县政府的《姚安简报》，国民党保山县支部的《保山日报》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日报》作为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的宣传工具，总体表现上是反动的，是反映国民党反动派立场的。但是由于地下党员和新闻界进步人士在报社内的工作和影响，又使它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

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先后派李立贤（陈方）、杨亚宁、刘浩、欧根等打入《云南日报》，争取和团结该报进步新闻工作者，促使该报及其副刊《南风》刊载了一些进步的时论、杂文和揭露黑暗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云南日报》曾先后三次刊载毛泽东的抗日言论。1937年11月25日，《云南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大公报记者陆诒写的《毛泽东谈抗战前途》一文。同日在第四版还刊登了林彪的《抗日战争的经验》一文。1938年7月12日，在三版显著位置刊登毛泽东《致参政会电》和毛泽东的照片。1942年11月地下党员发起组织外勤记者联谊会，通过几个报纸记者的联合采访，揭露国民党中央系统贪官污吏的罪行。如对滇西盐务舞弊案、云南高等法院院长胡觉贪赃枉法案的揭发。并利用矛盾，采访国民党云南监察使李根源，请他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中央驻滇机关中的贪污腐败行为。1941年3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华侨代表回国慰问抗战将士，还访问了延安。途经昆明回南洋时，昆明新闻界的地下党员联合各报记者，采访发表了陈对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民族危亡，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深表愤慨的谈话。1940年秋，昆明出现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适应国际上敌人诱降和国内反共需要的“战国策派”。他们出版《战国策》半月刊，其成员陈诠的话剧《野玫瑰》，鼓吹特务哲学，曲线救国。该剧在昆明上演，受到国民党当局赏识。地下党员和文化界人士在《南方》月刊，《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及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

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云南地下党通过多种渠道对龙云作了大量的争取和团结的工作，使龙云的立场和态度有很大转变。他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从消极的中立态度转变为暗地里给予保护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几次企图镇压昆明的学生运动和消灭云南地下党的阴谋未能得逞，使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有“民主堡垒”的称号。到了抗战后期，龙云甚至利用《云南日报》同蒋介石公开对抗。在《云南日报》昭通版和昭通的《滇东日报》上详细报道了龙云1943年秋天回昭通老家发表的对蒋介石不满的言论。这些当然也引起了蒋介石对龙云的不满。

1944年11月初，《云南日报》因刊登记者淮冰的《西南暴风雨》和《湘桂撤退记》两个长篇通讯，揭穿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黑幕，延安的中共中央根据上述报道播发了新华社广播，对蒋予以谴责。蒋派兰衣社头子刘建群来昆查办，实行整肃，报社被迫在人事上做了变动，宣传内容转向右倾。

《云南日报》毕竟是国民党的龙云政府的机关报，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能不进行一定的宣传和敷衍。所以在正版上有不少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另外还有不少为龙云制造舆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新闻、言论和特写。值得一提的是，龚自知写的《随节入京记》详细记述了龙云1937年8月南京之行的“重要言动、旅次居行”，同时也详细记述了龙云与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接触的情况。他们在西安相遇，同乘一架飞机到南京。在机上龙与朱德、叶剑英亲切交谈，议论抗日大计，并从此与中共领导人建立了联系，也成了龙云政治态度转变的契机。龚自知同机前往，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宽阔胸怀也产生了深深敬佩之情，在文章中发出“真英杰之士也”的赞叹。(www.xing528.com)

《云南日报》消息报道较为迅速。电讯方面，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成立之前，报社自设电讯室，接收中央社的电报，为国际国内新闻的主要来源。抗战初期，在上海、香港、武汉等地，后来在成都、重庆、西安和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战场，在南洋各地都有通讯和专电。还派出多名战地记者随军采访，他们写了不少优秀的战地通讯和访问记。白麦浪写的《初战惠通桥》，邵红叶写的《叶剑英将军访问记》都很出色。有些来电比中央社的消息更快。

《云南日报》的有些言论敢于揭发丑恶，主持公道，并有深刻独特的见解，重庆《新华日报》曾转载过它的某些社论。为《云南日报》写社论的地下党员有杨青田、徐绳祖等人。有一篇评论预见日美开战的不可避免，17天之后，即发生珍珠港事件。1944年发表的《今天的云南老百姓》，揭露了云南物价高涨，灾荒严重，军队扰害老百姓的严重问题。

《云南日报》的副刊内容丰富，进步倾向比正版突出。《南风》栏中刊载不少犀利文章，击中社会弊端。大多数文章是组织各大学的教授和进步文化人士写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教育作用。

担任《扫荡报》总编辑的高天是与共产党有着政治联系的进步新闻工作者。他陆续接受中共地下党多个党员到《扫荡报》工作。抗日战争中，《扫荡报》虽然是军统的报纸，但政治态度日益明显地倾向进步。它发表不少反法西斯的国际评论和国际报道，较多地报道了西南联大的学生民主运动。曾利用外电报道了朱总司令的谈话。日本投降前夕被国民党清查，在地下党同志帮助下，高天及时离开了昆明，才免遭迫害。

打入《云南民国日报》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利用该报发表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新闻、评论。抗战后期，该报进步倾向加强，深受读者欢迎。国民党省党部两次改组编辑部成员，但都不能阻止其进步倾向。

1943年10月10日开办的《正义报》是一张商业报纸，也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新闻工作者在该报工作，他们组织进步教授和进步人士写了大量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限制言论自由的社论、专论，使《正义报》表现出更明显的进步倾向。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危及西南大后方。国民党腐败无能，独裁统治的弊端充分暴露，昆明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这一民主浪潮在报刊上得到充分反映，《云南日报》、《云南日报》昭通版、《扫荡报》、《正义报》都发表社论支持民众要求民主，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各报副刊也都发表了不少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文章。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于1944年12月创办《民主周刊》，作为支部机关报。1945年春，重庆《新华日报》在昆明建立营业处，发售《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进步报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37年春天，国民党中央计划筹建全国广播网。由于昆明地处西南边陲，和缅甸、越南、泰国、印度以及南洋各地接近，决定在昆明设置大功率广播电台。7月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原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也迁到重庆播音，为了扩大对国外的宣传，在昆明建台更为迫切。经过1938年、1939年的安装调试，试播，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50千瓦的广播电台，于1940年8月1日正式播音。昆明广播电台面对全国和南洋华侨广播。除用普通话播音外，还使用粤、闽、厦门话广播，对外广播使用英、日、法、韩、越、缅、泰、印、马来等语言播音。除转播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外，有时也转播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联合国广播电台和旧金山广播电台的广播。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广播电台的爱国抗日宣传占有较大比重。当时国内迁昆的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学者及知名人士都曾为昆明台写稿，或到电台发表广播演讲。昆明台在宣传抗日，鼓励民气，慰勉侨胞，唤起国际友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国内和各沦陷区广大爱国同胞以及海外爱国侨胞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昆明台毕竟是国民党中央控制的宣传工具，必然有它反动的一面。它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很少宣传，对共产党、八路军更有不少污蔑、造谣之词，并有许多虚伪和欺骗性宣传。

抗日战争后期，美军大量进入中国境内，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0月驻云南美军分别在昆明、云南驻地设立了无线广播电台各一座。1945年3月，驻陆良、羊街、沾益等地的美军也设立过电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些电台均因美军撤离而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