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八年：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成果

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云南昆明在蔡锷、李根源等领导下，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发动了起义，全省很快光复，组成了“大汉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军都督。同盟会员也在军都督府中任要职。云南报界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

原清政府的《云南官报》《云南教育官报》，随着“重九起义”的胜利而终刊。代之的是云南军政府的报纸，先有《大汉滇报》，它除刊载文告、规章、法令外，还广登本省新闻和各地光复的消息，1912年3月停刊。接着于这年的2月再办《云南政治公报》，登载命令、规章、要电、文告、杂录等内容，新闻性显然削弱了，这年的6月1日，军都督府的政务会议议决如下：

自反正以来，关于行政上之一切筹备进行，未经发布，故外间每多疑议，而各省于云南之事尤多隔膜。拟将政治公报改为日报，日出两张。一张载重要公文，一张杂载政治上、社会上事件。由法制局会同军政部等拟办法。又设通信社以本省重要事务介绍于各省。

这里可以看出，报纸的新闻性又被重视起来了，《云南政治公报》由旬刊改为日刊。不过从总的情况看，这类政府公报主要担负刊载公文的任务，后来的变化大致如此，全国趋向略同。

其后，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还办有《云南教育杂志》《云南省教育会周刊》《云南警务杂志》《云南实业杂志》《云南农业丛报》《云南盐政报》等。云南的政府报刊发展已超过清末了。筹办通信社之决议，似没有实现。

活跃起来的是政党、政治派系报刊，1912年达到了高峰。在清末已出版的同盟会的《国民话报》亮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大张义旗，投入新的宣传活动，这年8月改名《天南日报》，蔡锷为该报作“青天霹雳”的题词。1912年2月，新成立的政党云南政学社创办《华南新报》。4月该党并入统一共和党，该报成为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机关报，5月改名《新云南报》。随后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及其他几个新起的政党合并为国民党，原同盟会的《天南日报》和《新云南报》合并为《天南新报》，成为国民党云南支部的机关报，于1912年10月19日开始发行。总的来说，这些报纸坚持革命精神，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和袁世凯的专制政策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与此同时，另一派系的政党报纸也发展起来。最早出现的是1912年初在昆明创办的云南统一党机关报《滇南民报》。它一出版就和同盟会的报纸在建设什么样的共和国问题上展开了论战。这年9月，统一党改名共和党，10月起，《滇南民报》改名《共和滇报》。1913年6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组成进步党，该报遂成为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报纸。《共和滇报》为袁世凯政策辩护，诋毁革命党，和国民党的报纸相对抗。

这样，和全国很多省市一样，在云南昆明也出现了同盟会-国民党报纸和共和党-进步党报纸相对峙的局面，这是清末云南还不曾有过的现象。

民办报纸《滇南公报》继续刊行，宣传上更为活跃，经常运用漫画对新官僚的腐败和社会黑暗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揭露袁世凯假共和真专制面目。对于报坛的两派斗争，该报站在同盟会-国民党报纸一边。(www.xing528.com)

当时报禁开放，报纸享有较高程度的自由。也曾出现政府干预报纸的事件。如1912年6月8日，《云南民报》因刊不实消息被勒令停刊，不过改名后仍继续刊行。这年的5月4日，云南军都督府政务会议关于报馆事曾议决：凡关于军事不宜登报，由卫戍司令部通告。这也是一种劝导性质，和强制性命令是不同的。

民初报纸的繁荣为时短暂，1912年云南昆明出现的报纸约达10家，至1913年只剩5家，这一年没有新的报纸创办。只是旅沪的一批革命志士，于1913年4月，在上海恢复出版了原创刊于日本东京的《云南》杂志。就全国论，1912年共出版报纸约500家，1913年底只剩下139家，其平均减少数超过云南。

云南毕竟是袁世凯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地区，讨袁之役失败后，袁世凯加强了对全国报业的压制，革命党人的报刊更难有立身之地。可是，这期间，老同盟会员杜韩甫、马幼伯继续在云南开展活动，1914年5月在昆明创办《滇声报》，狠击袁世凯，捍卫共和制度，全国瞩目。报纸虽曾遭压制，但终能坚持出版到1921年初。在1914年-1915年间，昆明还出现民办的反袁报纸《国是日报》《觉报》及《金鸣报》，开护国之役前云南报界讨袁之先声。

护国运动期间，全国报界掀起反对袁世凯的热潮，运动策源地云南一下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国内外大报、通讯社广泛报道运动发展的状况。而云南本省报界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原已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拥袁的《共和滇报》都一致加入了反袁斗争。原曾存在的两派报纸相互攻击的对立现象消失了。在运动之前就已进行反袁的一批报纸，更加积极起来，《滇声报》成为护国军的重要宣传机关，发表护国军政府的通电和讨袁檄文，还设置“讨袁声”专栏，及时反映各地反袁斗争情况，销数最高达8 000份，为以前所未见。《国是日报》则增出《国是报附张》，以张宣传声势。一批新创办的报纸应时而起，如《义声报》《中华民报》等，昆明报纸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新办报纸中最为重要的是《义声报》，它是护国军政府的机关报，创刊于袁世凯帝制自为举行登基大典的1916年1月1日。他主要刊登军政府的文告、电文、文牍，宣传军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开辟“滇义军蜀战通讯”“义军忠勇战士战绩录”等栏目，报道战争实况，分析战争必胜的道理，鼓舞民军的斗志，销行省内外及南洋群岛。《中华民报》是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义声报》同时创刊，积极支持护国运动，色彩鲜明，是反袁报纸中最坚决的一种。昆明各类、各派系的报纸都投入到护国运动的宣传鼓动中来了，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协作精神，为云南的报刊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位，段祺瑞当权，北洋军阀的统治分裂得更加严重了。形成了南北对峙，大小军阀据地为王，各霸一方的局面。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在这时登场了。唐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实行封建割据，对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阳奉阴违，对人民则采取横征暴敛，加强压制的政策。不过也应该看到在当时，云南报刊的出版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护国之役以后，昆明的报刊更趋活跃，除已有的《滇声报》《义声报》《共和滇报》《国是日报》等报继续刊行外，又创刊了一大批新的报刊，如《云南日报》（1916年9月创办）、《中华新报》（昆明版）、《大声日报》、《救国日刊》、《尚志》杂志等。云南报界再次呈现繁盛景象。

其中重要代表仍然为当年已有辉煌战绩的《滇声报》和《义声报》，它们为维护民主共和而继续战斗，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抨击段祺瑞的对内专制对外妥协的政策，对唐继尧的一些表现进行批评指责。这是很不容易的，受到广泛欢迎。《中华新报》是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上海（总社）、北京、广州的《中华新报》在一段时间内构成一个强大的宣传网，宣称以“发挥共和之真理”，“促进国家于民治之实”为主要职责。该报消息灵通，内容新颖，影响也是很大的。但广为宣扬唐继尧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是其缺陷。“五四”前夕，由留日回国的滇籍青年张天放创办的《救国日刊》，则着重宣传排日救国，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外交，并积极转载京津沪各地进步报刊的文稿作品，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深受知识界，特别是广大学生的欢迎，对云南的学生爱国运动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原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云南籍学生龚自知、袁丕钧等人回昆明，于1917年创办《尚志》杂志，遥相响应，转载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原题《Bolshevism的胜利》），首次向云南人民介绍了马克思、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云南报刊是在比较平稳的状况下发展的，这期间为唐继尧军阀统治初期，为他所控制的军阀报刊系统当时还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