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云南区报刊的革命宣传及影响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经济文化落后，报纸的出现，不仅大大落后于沿海商埠，也晚于内陆一些省份。在这里，近代报刊是在八国联军之役后，澎湃于全国的政治变革大潮推动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当时陷于严重统治危机的清政府，为了缓解矛盾，被迫实行所谓新政，对新闻控制政策有所放松，它自己也开始重视运用报刊为统治服务了。从1902年的《北洋官报》起，出版新型官报的活动遍及全国。云南的反应是迅速的，1903年10月，云南督抚衙门创办了《滇南钞报》这样一种地方官报。该报铅印，日出四开四版四张，除刊登皇帝谕旨、奏折、本省辕门抄外，还大量转录外地报纸《时报》《申报》《新闻报》《农学报》《外交报》等报刊的新闻和论说，还设“省城市价”栏目，报道商品的行情市价。可见该报已大大突破了原来邸报型官报模式，而成为近代型报纸了。

《滇南钞报》的出版，标志着云南近代报业的开端。云南报业起步是滞后的，但列于贵州、内蒙、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西藏之前，而处于中下游地位。就全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城市论，昆明约排至三十一二位。

《滇南钞报》属官报性质，其为清廷统治服务是很自然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逐渐加强“新政”宣传的过程中，该报也发表一些主张社会改革（虽然是枝节性的），揭露若干官场劣迹和租界当局欺压中国百姓的罪行，还传播一些国内外的新情况、新知识。这对于生活在严重闭塞状况下的云南人民，客观上也会有一些积极作用。

1908年3月，《滇南钞报》改名《云南政治官报》，成为云南督署机关报，归云南宪政调查局编发。宣传清廷伪立宪成为主要方针，其内容则着重刊载上谕、奏章、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云南省府的有关文件，日出十六开四张八版，订成书本式，至1910年底停刊。次年2月，再改名《云南官报》，成为旬刊，新闻报道很少了，原来比较多样的栏目萎缩了，内容更加单调贫乏。如果说《滇南钞报》在突破旧式官报方面迈开了较大的步伐，而《云南政治官报》《云南官报》，无论在内容、体例和形式上，都出现了倒退现象，这是清末新型官报发展局限性的反映。

此外，云南省教育厅还于1907年6月在昆明创办《云南教育官报》，月刊，这是一种专业性官报。全国很多省份都有出版，已知的有15种之多。

在所谓立宪、新政潮流中，约在1910年，昆明办有《云南自治白话报》。和全国一样，这类报纸多为官绅所把持，对群众影响不大。

在1907年，还出一种由政府官员丽江知府彭友兰出资创办，聘用爱国文人赵式铭任主编的《丽江白话报》（月刊）。赵是南社中云南籍成员，他利用这个刊物宣传了发愤图强的爱国思想，批判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陋习，并用文艺形式教育群众警惕法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这是云南第一份白话报，1908年彭友兰调任永昌知府，赵式铭又随彭来永昌，主编《永昌白话报》。这样，云南出版报纸的城市增为三个：昆明、丽江、永昌。

1909年，云南教育界人士钱用中联络省教育总会和省商会、省自治局等方面士绅，于旧历10月15日创办《云南日报》。日出四版四张，刊有上谕、社说和省内外及国内外新闻稿，栏目多样。钱用中任总编辑，方树梅、赵式铭任编辑。该报虽不反对清廷现行统治，但对政府进行假立宪、吏治腐败和对外妥协现象，进行了辛辣的揭露与讽刺，对英军入侵片马事件做了大量报道，热情支持人民群众反英的斗争。报纸受到群众的欢迎，发行量由几百份上升到1 800份。

这几份报纸都和官厅有不同的联系，但都没有成为为政府反动政策辩护的工具，而常致力于宣传社会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这反映出在云南报界，清政府陷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www.xing528.com)

活跃一时的是报刊的革命宣传，这是和同盟会的活动分不开的。孙中山在发动边界起义的行动中，云南成为关注的重点地区，宣传工具受到重视。更有直接联系的，是留日学生中云南籍同盟会员为本省的革命宣传作出了巨大努力。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云南籍留日学生有200多人，大多倾向革命，不少人参加了同盟会，随即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云南分会（吕志伊为会长）。1906年2月，孙中山、黄兴约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杨振鸿、罗佩金、赵伸、吕志伊五人谈话，嘱办革命刊物称：“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记》）。这年5月，云南杂志社成立，10月15日《云南》杂志创刊，张耀曾任总编辑。该刊遵照孙、黄谈话精神，大力揭发清廷内政外交所暴露出的尖锐矛盾（通常联系云南本省实际），激励人民群众奋起斗争。不过为了便于刊物向云南传递，言词比起《民报》较为含蓄，并以云南同乡会的名义出版。《云南》杂志每期都寄回云南，广受欢迎。发行数由3 000份增至1万份，共出23期。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始停。该刊在全国39个城市设有发行机构。

1908年1月，云南留学生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滇话》月刊。这是《云南》杂志的姊妹刊物，编辑刘钟华。全国各大城市、云南各大州县均有支社及代派所。该刊纯用白话编成。《滇话》并不鼓吹革命，但它大力宣传爱国救亡，尖锐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败，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云南的革命报刊首先是从海外兴起的，从日本东京打开一条通向云南的革命宣传渠道，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特殊现象，值得注意。

在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大批留学生中的云南籍同盟会员、革命人士纷纷回省，云南省内革命报刊也随之发展起来。最早出现的是由同盟会云南分会骨干成员徐濂主办的《云南旬报》。该报于1909年7月在昆明创刊，开始了紧张的革命宣传活动。由于云南籍留日学生中有多人学习军事，返省后又多在军事机构任职，该刊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任特别寄托于曾留学于国外的军人。刊物对官界、军警界的黑暗时有揭露，并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妇女解放。刊物广受欢迎，可惜因经费困难经常脱期，至同年10月底被迫停刊。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的消息传至云南，群情激愤。留日归来的同盟会会员黄嘉梁、王湘、李瑾、孙天霖等和省立师范学校学生张仲良组织国民会，同年5月创办了《国民话报》（周报），个旧锡商李文山捐银200两予以支持，随后国民会并入同盟会，该报遂成为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报。这是革命报刊在云南的重要发展。

在同盟会要员李根源（时任云南讲武学堂总办）和李烈钧（时任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的支持下，曾任《云南日报》总编辑的进步人士孙璞，于1911年7月26日在昆明创办《滇南公报》。这是一份由私人集资经营的民办报纸，具有很强的革命倾向，出版后即广泛反映日渐高涨的人民群众斗争运动。武昌首义后采用另印传单随报附送的方式，将起义消息电文传至千家万户。总编辑孙璞参加云南的“重九起义”斗争，写成《重九战记》一文，影响一时。该报经费困难，斗争不息，坚持到1912年停刊。

云南地方的革命报纸主要就是1909年开始兴起的以上三种，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云南旬报》是由同盟会员出版的。《国民话报》是同盟会云南支部机关报，而《滇南公报》则是在同盟会员支持下的民办报纸，它们都对革命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为时短促，力量分散，条件困难，其实际影响不能不受到限制。

有材料称，在清末云南尚出有《民意报》《星期报》《云南公报》等革命报纸，可惜情况不明，难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