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事业抗战时期的六大成果

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在30年代初逐渐得了恢复，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成都等地先后出版了《红旗》《转变》《四川晓报》等机关报。其他各地党组织也创办了诸如《灯笼火把报》（川北）、《红军日报》（川东）、《川南新闻》（川南）、《广汉学生》（川西）等革命报刊。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四川进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到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前，四川已出版救亡报刊有80余种，其著名的有《文力》半月刊、《活路》旬刊、《大声周报》、《建设晚报》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着最积极的引导作用。

由于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矛盾重重，在开展救亡活动中一反常态，由反共而转向“联共、反蒋、抗日”，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了他的高级顾问。1937年5月，在新闻界的推动下，成立了重庆市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其成员90%为各报社记者、编辑及报刊作者。许多报纸都辟出专栏宣传抗日，对不利于抗日的言论往往会一致予以挞伐。

在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后，国家重心西移，四川新闻事业出现了空前壮观的局面。整个抗战时期，铅印、石印、油印的报刊出现过2 000余种，这些报刊主要集中在重庆和成都。拿重庆来说，抗战前出版的报纸有近20种仍在继续出版；新创刊的有《自强日报》《时代日报》《新民报晚刊》《西南日报》《金融导报》《中国评论报》等120余种；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武汉等地搬迁来的著名报纸约15种，如《时事新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益世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在重庆出版的刊物有1 000种之多。成都是仅次于重庆的第二大新闻中心，报刊总数约为重庆的一半，也存在原有的、新办的、外地迁蓉的三种情况，同样存在新创办的报刊较多，原有及外地迁来的报刊较少的现象。

四川各地县城、集镇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多的一地有10余种，就连经济落后、交通困难的原西康少数民族地区也曾大量出版报刊。这一时期的救亡报刊，若按每县平均2种计算，也该有300种以上。这些县级报刊大多为石印或油印小报，尽管断断续续，但就宣传抗日而言，其深入人心的鼓动作用却是难以衡量的。

值得一提的是遍布全川琳琅满目的壁报。仅以内迁重庆的上海复旦大学为例，据1941年的统计，有社团200多个，出壁报50余种。由此可以窥全川出现于学校、街头的壁报之多。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政府要求各地对壁报如同报纸一样严加控制。文件称，“此种通俗宣传利器，力能深入民众，影响思想意识颇大”，所以，“不严加统制，危害堪虞”。1940年2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还公布了《壁报暂行规则》14条，对壁报的出版、内容、张贴、审查、惩处等作了明确规定，由此也可想见壁报的宣传威力。

如果从政治立场来分，这众多的报刊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国民党系统的党报和准党报；另一种是以《日报》为代表的中共党报及其外围的进步报刊；再一种是广大的民间报刊和民主党派报刊。国民党报刊在政治、经济上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它是执政党的代言机关，处处为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辩护，因而越来越不得人心。《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代表政治上的一种新生力量，由于它地位独特，处处为老百姓讲话，自然得到民众的重视。民主党派报纸和广大民间报纸，其立场介乎两者之间，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倾向进步的，与进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这种新闻战线上的三足鼎立局面一直维持了10年之久，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其中风云变幻、纵横捭阖，真可谓错综复杂，是四川新闻史上，乃至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现象。

四川的广播事业起步较晚，始于1932年设立重庆无线广播电台之时。这个电台也是中国西部最早的无线广播电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四川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着意发展四川的广播事业。1934年饬令交通部筹建成都广播电台和国际电台成都支台，于1936年9月建成播音。抗战全面爆发后，半壁江山很快沦陷，国民党广播电台除搬迁一部分外，大部分落入敌手，损失惨重。此时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搬到重庆，指导和管理全国广播事业，重庆成为全国的广播中心。

为了开展国际宣传，国民党政府利用英国援助设备营建中央短波广播电台。1939年2月在重庆建成开播，1940年初改称国际广播电台，呼号XGOY，每天定时用10多种语言对国外播音，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在西昌建立广播电台，1943年5月开播，面向川、康、藏和亚洲西部地区。抗战进入决战阶段，为适应盟军战斗需要，1944年与1945年分别在重庆、成都和泸县各设电台一座，专供美军使用。

1943年，重庆地区先后出现复亚、华记行、行功三座私营广播电台，但收听工具极少，到1949年时统计，成都仅有1万部左右收音机，大都掌握在官僚和工商业者手中，重庆拥有的收音机略多于成都，但当时收音机配件质差量少，收音机坏了难以修复，大大影响了信息的传播。(www.xing528.com)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四川能直接收听到延安的声音。《新华日报》经常组织专人抄收延安新闻及党中央的文告、命令、领导人讲话，及时在报上刊发。

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国的首都，驻有各国使节、盟军总部，外事活动频繁。各国驻华使馆一般都向新闻界提供新闻资料，有的还设有新闻处，直接向外发布新闻电讯。外国的一些主要通讯社在重庆均设有分支机构，如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合众社，法国的法新社，苏联的塔斯社，德国的海通社都设有分支机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国家相继被日本占领，原驻各国的国际新闻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转往重庆，这座山城成了获取亚洲战场信息的唯一来源。当时聚集在重庆的外国记者，长期或短期居住的有70人左右。为了对外宣传，国民党政府设立国际新闻处专门采写新闻，编发电讯稿，拍摄新闻图片和纪录电影，满足外国记者、驻华使节、国际团体和友邦人士的需要。该处定时组织对日广播和国际广播，同时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待、安排外国记者活动，还要检查外国记者拍发的电讯稿。国际新闻处在宣传抗战，揭露日寇暴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加强中国与各国新闻界的联系，使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战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的。

但是它作为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外国记者的采访延安的要求迟迟难以批复。1944年5月，在外国记者的一再申请下，当局不得不同意组团赴延安及西北战场访问。国际新闻处事先作了精心设计，安排了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和其他报社记者共21人，其中外国记者6人，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这些做法是为了便于控制，尽量避免让外国记者受“共党宣传之诱惑”，从而使他们“尽量揭露共党措施的弱点”。还规定从西北发来的电讯须由何应钦、王世杰、陈布雷等审定，决定是否扣发。可是这种做法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扩大了共产党领导下边区政府的影响。

延安当时被视为禁区，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国统区人民对边区政府了解甚少，而且大都是不正确的印象。中外记者访问延安本身就具有轰动效应，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些来访的记者，除《中央日报》张文伯写了一篇攻击边区的《陕北之行》报道外，大都比较客观地写出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写了《延安一月》，在报上连载月余，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如果仅仅让外国记者去参观访问，其宣传效果就不可能这样大，在这件事上，国际新闻处给国民党政府帮了倒忙。

国民党政府对新闻事业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从1938年以来，在新闻出版方面制订了许多限制性法令和法规，如《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国民政府新闻记者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等。国民党中宣部还有一些秘密的法规，如《禁止或减少共党书籍邮运办法》《取缔新知、互助及生活等书店办法》《各党派言论研究办法》《谬误反动言论研究办法》《新闻、报刊、通讯社登记办法》《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等，至于一些临时性的规定就更多了。1938年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宣传部、三青团中央团部组成“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该会后改属行政院，拥有300人的庞大队伍，由潘公展任主任委员。各省、市、县均设有“审查处”和“审查分处”。1939年6月又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重庆特级新闻检查处”“重庆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检查机构，凡新闻、社论、专文、副刊乃至广告，都要一一送审，常被任意删改、扣发。查封报馆、逮捕甚至杀害报人的事也屡有发生，如《大声周刊》于1937年7月9日创刊后，一年之内，四次被封，四次改名，主编车耀先被捕，囚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后被秘密杀害。1940年《时事新刊》《捷报》同时被封，《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经理洪希宋被杀害。进步报刊被封、报馆被捣毁的事更是不胜枚举。

国民党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和对报人的迫害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报刊。1940年1月6日，重庆新闻检查处毫无理由地将《新华日报》送审的社论稿扣压了，报纸便在一版上半版社论的位置印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大字。这是《新华日报》第一次采用“开天窗”的办法抗议国民党扼杀进步言论的行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华日报》所写关于事件真相的报道和社论，均被新闻检查机关扣发，周恩来愤怒地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扣发稿件的位置上，并将这天的报纸亲手分送到山城人民的手中。《新华日报》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政府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2月1日，《新华日报》因稿件被扣压过多，不得不将对开改为四开。殴打分送《新华日报》的报童，勒令停售、停发《新华日报》的事也时有发生，甚至强索订户名单，企图对《新华日报》读者进行审查和迫害。当局还胁迫商家不准在《新华日报》和进步报刊上刊登广告，削减或不再对进步报刊配售平价纸，使这些报刊在经济上被拖垮。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四川报界进步报刊的打击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

国民党对在华的外国记者和报纸也采取新闻封锁政策，对外国进步记者也是处处刁难。他们严密封锁中共领导在敌后战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消息，外国记者的一些客观、真实的报道，则被认为是“与八路军关系密切”、“与国府不利”，加上“左翼记者”的帽子而被扣发。一些正直的记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太平洋国际学会驻渝记者斯坦因，被停止使用国际宣传处的免费电台，《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被拒发返美护照，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因拍发未检新闻被取消应享的外国记者权利。1941年6月和1943年4月，外籍记者曾二次联名致函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新闻检查“过于苛严，且失公允”。由上海迁渝的《大美晚报》于1945年6月24日停刊时，在告别读者辞中也批评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连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在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过去数年于检查办法，有若干不适宜之处，致使报界感受许多烦懑。”由此可见，在抗战时期四川报业的繁荣背后，隐藏着许多不公和遗憾，这都是中国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抗日时期的四川新闻界尽管有许多遗憾，但新闻教育的兴旺和新闻研究的丰硕成果还是差强人意的。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著名高校新闻院系迁到抗日大后方的四川，如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南京政治学校新闻系迁到重庆，燕京大学新闻系迁到成都。中央政治学校又新办了新闻学院，专门培养国际新闻方面的宣传人才。在这些新闻院系中师资力量充沛，谢六逸、陈沧波、陈望道、顾执中、董显光、曾虚白等都曾担任过新闻院系的领导人，授课的教师也多为新闻界的名流。新闻教育的兴旺也推动了新闻研究的发展，一批新闻学著作和新闻学术刊物也在抗战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出版，如赵超构《战时各国宣传方案》，王新常《抗战与新闻事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编写的《战时新闻工作入门》，陶涤亚《出版检查制度研究》，郭沫若《战时宣传工作》，余戾林《中国的报纸》，谢崇周《新闻标题之理论与技术》，田振玉《新闻学新论》等。中央政治学校创办的《新闻学季刊》和一些报社的周年纪念刊上也有许多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科研成果还是相当丰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