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宣传活动与中国比较新闻史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这时四川党团组织普遍建立，对新闻事业十分重视，革命运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经费不足，除了以党团组织名义办报刊外，还让一些党团员在组织支持和领导下，团结进步人士共同创办报刊，这类出版物较多，如成都《西陲日报》，重庆《四川国民》，涪陵《新涪陵报》等。有些党团员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与政府部门工作之便，以政府或民间团体的名义办报，掌握报纸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新蜀报》等。也有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让军阀出钱，由党团员办报，成为革命的舆论阵地，如《甲子日刊》。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工农报刊，如《工农之声》（后改名《四川工人》）、《工友》、《鸣鸿》、《夜光新闻》等。由于采取了灵活的办报方式，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宣传了党的政策，也使革命与进步的报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从1924年1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出台，到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年底止，据现有资料统计，四川新创办的报纸、杂志约392种，其中日报76种，通讯社约89家，主要集中在成都与重庆。在这段时间里，四川新闻事业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在这四年间，四川发生过重庆“德阳丸案”，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声讨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和万县“九五惨案”以及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新闻界在这些事件的报道中还是比较积极的，显示出爱国的正义立场和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四川的右派势力于1927年3月31日对革命党人采取了突然袭击，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人杨闇公和《新蜀报》主笔漆南薰惨遭杀害，《四川日报》被捣毁。时隔12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夭折，四川在新军阀统治下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不得不转入地下。当时成都《民力日报》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政变后的新闻界情况：“至于舆论，尤为滑稽。往往以一己之私，或承官厅之意，不惜昧着天良，谣言大造，无从得其真相。今日如此，明日如彼，吾人日常读报，不啻坠入五里雾中。”

从护国战争开始，滇、黔军便以援助革命为名进入四川，并乘机扩张实力。1918年熊克武虽然名义上是四川督军、靖国军总司令，但无法驾驭靖国军各部的地方势力。为了限制各地方势力的兼并和扩张，1919年熊克武公布《四川靖国军驻防区域表》，却因此而使四川军阀割据局面得以合法化。1924年熊任四川讨曹（锟）、吴（佩孚）军总司令，被刘湘、刘文辉等联军击败，退入广东，使四川成各派军阀割据的天下。军阀间长期火拼的结果是最后形成了以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为代表的四大军阀势力。他们都在1926-1927年间靠拢蒋介石，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刘文辉和刘湘都曾先后做过四川省主席。进入30年代后，刘文辉势力最雄厚，据80余县，拥兵10余万；刘湘次之，长期坐镇重庆，据川东20余县和鄂西部分县区，兵力与刘文辉相去不远；邓锡侯、田颂尧分据川西和川北，各拥兵数万。

这些军阀也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刘文辉掌握的新闻机关最多，经费也最宽裕，主要有成都的《四川日报》《新四川日刊》《新川报》。在重庆也办有《川康日报》，该报是当时经费最充足的报纸，1932年冬停刊后，随即于翌年夏创刊《西南日报》。通讯社有成都新闻社、华西电讯社、协进通讯社、事实通讯社等，并在上海、武汉、南京、广州也办有通讯社。此外还办了《军人周报》《前线周刊》等多种刊物。刘湘的舆论机关有重庆的《大中华日报》《济川公报》《平民晚报》《革命画报》《新生活旬刊》《革命周刊》《建设月刊》等，还办有新生命通讯社、新川康通讯社、努力通讯社等。邓锡侯二十八军军部设在成都，所以主要新闻机关也在成都，有《成都快报》《日邮新闻》《新新新闻》。通讯社则有西陲电讯社、益民通信社、中流电讯社。田颂尧驻地在川西北潼川（今三台），其机关报有《川西北商务日报》《新川西北日报》。由于刘文辉与邓、田同属“保定系”，1925年后同驻成都，并成立“三军联合办事处”，共管成都，所以田在成都还办有《成都国民日报》《时事周刊》和新兴通信社等。在办报刊吹捧自己的政绩方面，一些小军阀也不甘落后，许多师长、旅长、政训部主任也都办有地方性报刊，便于他们培植亲信，结党营私。

从军阀报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也有规模化发展的趋向，如刘文辉于1931年10月将《四川日报》《新四川日刊》《新川报》与《成都晚报》合并为《川报》。把华西电讯社改组为隶属于《川报》之下的成都电讯社，以加强宣传力度。其他军阀如田颂尧、邓锡侯、杨森等也都有类似的合并活动。

在军阀控制新闻业的不公平竞争下，民营报纸难以生存，不少报社不得不接受军阀的津贴，以此苟延残喘。但接受了津贴的报纸则不可能顾及民众的利益，只能充当军阀们的吹鼓手。新闻事业在大小军阀控制之下，查封报馆，迫害报人事件层出不穷。最典型的是1929年查封重庆《新社会日报》《国民快报》和成都《民视日报》《九五日报》《白日新闻》的事件。这些报纸都是在这一年6月26日至7月6日短短十来天时间内被封的，成都的三家报纸更是在7月6日同一天被封。成都报界联合会通电全国，公开谴责蒋介石“师袁氏之故智，摧残民意”，形成四川新闻界一次规模巨大的争言论自由的斗争。除了上述数家外，在这一年中被查封的四川报纸还有十余家之多。(www.xing528.com)

1930年9月，《重庆民报》在“蓄意反动”的罪名下被封，10天后，改名《重庆新民报》出版，刊号从1001号开始。该报以《一千零一号》为题说：“本报发刊伊始，不曰第一号，而必曰一千零一号何？曰：报社之环境万分恶劣，新闻记者之左右遍植荆棘。凡一报社能由一号以至于百号千号者寥寥无几。即如本市《重庆民报》已届949号，突然因‘反动宣传’致被查封……记者认为由一至千乃不祥之数，故本报自一千零一号起。”这种言论在讽刺挖苦中带有凄凉之感，也反衬出四川报人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精神。

军阀不仅查封报馆，还指使暴徒砸毁报社，枪杀报人。这一时期死于军阀之手的，除《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外，还有民国初期的革命报人孙少荆、重庆《公益晚报》记者黄少文、《重庆晚报》编辑刘淑丹等数人。

四川新闻界虽然长期被军阀霸持，但由于一些新闻机构中仍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们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在某一段时间或某一些问题上，还是能代表人民利益发表议论，揭露黑暗，抨击时弊，一吐民众的心声。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个革命根据地曾扩大到23个县和1个市，粉碎四川军阀的多次围剿。当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的国家出版局，负责出版各种书报和宣传品。根据地最早出版的报纸是1933年1月创刊的《川北穷人》，后更名为《苏维埃》，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同年8月川陕省委机关报《共产党》创刊。这一年出版的还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干部必读》，省军区与西北军区政治部的《战场日报》（后改名《红军》），省总工会的《斧头》，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建设》等。据统计川陕根据地大约出版过20种报纸，由于拥有大量通讯员和灵活的发行网，这些报纸能发行到根据地的每个角落。各县苏维埃还组织有贴报队和专人讲解员，使各级党报能及时与读者见面，并为不识字的群众讲解，充分发挥党报的宣传功能和组织功能。

由于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川康边境转移，于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撤出该地区，历时两年多的新闻事业随红军西撤而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