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四川最先报道“五四运动”消息的是《川报》。该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王光祈，亲身参加了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的群众运动，并且当天便发回电报予以报道。消息在5月7日“简要新闻”栏内登出时，并未受到读者的重视。5月16日《川报》又收到王光祈写的长篇通讯，主编李劼人加上按语，于次日见报。当报纸送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时，全校学生愤怒了，立即联络各校，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在重庆，5月中旬《商务日报》也报道了“五四运动”消息。自5月20日起，各校学生以集会、游行、通电、成立爱国团体等形式，支持北京学生。运动从成都、重庆扩展到各城镇。当时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都是老同盟会员，他们尊重民意，支持学生运动，使“五四运动”在四川得以较顺利地发展。从1919年5月到1921年底两年多时间里，四川大约新出版了105种报刊，显示了四川人的爱国热忱和进取精神。

在这段时间里，最有进步意义的报刊是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的《星期日》和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陈愚生集资筹办的《新蜀报》。《星期日》是四开四版的小报，由李劼人主编。它揭露和批判封建礼仪道德，反对宗法制度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伦理。《星期日》的宣传，面对社会，面对现实，针对人人关心的问题。吴虞、陈独秀、李大钊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也曾在《星期日》上转载。由于该报的思想新颖，说理深入人心，发行量很快从1 000份增至5 000份，对新思潮在四川的广泛传播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新蜀报》积极传播新思潮，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自觉地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1923年夏，萧楚女担任《新蜀报》主笔后，在一年多时间里写了近百万字的文章，揭露社会黑幕，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时四川出现了一批由青年学生和学生团体所办的进步刊物，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改造社会为目的。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成都的《新空气》《四川学生潮》《半月》《劳动》《新四川旬刊》等，重庆的《川东学生周刊》《渝江评论》《友声》《人生》等，江津的《场期白话报》，泸县的《零星》等。因为新文化是个广义且带有模糊性的概念，只要不是封建思想，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因而在这些学生刊物中不乏宣传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报刊。这些刊物在反封建和革新社会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以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就分道扬镳了。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人们不进则退，像当年宋育仁那样变法图强的革新者，此时却成了封建主义的卫道士，他们肆意诬蔑婚姻自由、男女同校，成为被人嘲笑的落伍者。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旅欧学生的报刊宣传活动，因为他们代表着最先进的新思潮。留法勤工俭学始于1918年，由吴玉章倡导，四川有492人先后出国，在全国名列前茅。他们中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出版各种刊物广为宣传。1919年11月巴黎出版了《旅欧周刊》，1920年出版了《华工旬刊》，1922年出版了《少年》《赤光》，其主要编辑人和撰稿人都是四川留学生。邓希贤（邓小平）因精于为刊物刻腊纸、油印，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号。到德国勤工俭学的朱玉阶（朱德），1923年曾主编共产党的刊物《政治邮报》。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朱德、赵世炎、邓小平等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早在20世纪初已开始。1906年10月7日的《广益丛报》上，有一篇文章《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前途》就谈到了马克思主义。1908年12月4日在该报的《论近世经济之趋势》中，又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当时译为“玛克士”）的名字，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解释。“五四”前夕，1919年4月23日和27日，《国民公报》连载了署名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奋斗之生涯》，介绍了马克思的一生，并称赞《资本论》是“空前绝后的名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还是靠外省的出版物进行传播，如《少年中国》《新青年》《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每周评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其中《新青年》对四川的影响最大。四川的刊物上也有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如《星期日》先后发表过《俄国革命后的觉悟》《波尔雪勿克的教育计划》《社会主义的劳动问题》等文章。甚至连成都出版的态度保守的《国民公报》，从1919年5月13日至12月24日约半年时间里，也发表过《何为过激Bolsheviki》《布尔什维主义之解释》《俄国过激党之研究》《马克思小传》等。由于这个时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成分很复杂，动机也不尽相同，因而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准确、全面的阐述与传播。(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以后，重庆、成都、自贡的码头工人、商店职工、长轿班工人、盐业工人等都曾多次举行罢工、集会游行和抵制日货活动，还成立了工会、劳动互助团、劳动自治会等组织，体现了四川工人阶级群体意识的增长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此时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员王右木也在成都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在读书会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与此同时，恽代英、刘砚声、张秀熟也分别在泸县、重庆、南充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水到渠成的条件下，1922年2月7日，四川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报纸《人声》在成都诞生，该报为王右木创办，是四开四版的铅印小报，目前仅存第1期。该报明确宣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教育工人阶级掌握这一斗争武器，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充分显示了《人声》的高度思想性和鲜明的无产阶级报纸特色。虽然该报因经济困难和当局压迫于同年7月停刊，前后共存在了5个月，但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四川新闻事业的开始。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中，遇到的主要对手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四川，其影响主要在青年学生中。他们憎恨旧世界，向往新社会，无政府主义则为他们勾画了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从而为他们所信仰。其代表人物有吕渺崖、张拾遗、吴先忧、李芾甘（巴金）、刘砚僧等，就连后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袁诗荛，当时也曾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在五四运动后，开始组织团体，出版《半月》《星光》《警群》《成都》《福音》《惊蛰》《适社年刊》《人生》《零星》等，声势不小。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经过团结、引导和批判，很多人改变了态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也有一些人加入了国家主义派。

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分为两大派，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则成为国家主义派。在反对封建主义时原本是同志，此时却成为敌人。由于国家主义派的主要创始人曾琦是四川人，所以在四川也有一定的影响。据曾琦的手订年谱记载：“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得俄之援助，大肆活动于国内外，而国民党孙中山又有联俄容共之议。予深知大乱将作，国命或为之斩，因决意另组新革命党，于是中国青年党乃于是年（1923年）十二月二日成立于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曾琦的国家主义派提出的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国贼”指的是共产党而不是旧军阀，“强权”也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苏联。他们于1925年初在重庆成立国家主义团体“起午社”，发行《救国青年》。后来又先后成立“易社”“自民社”“惕社”，出版《振华》《华魂》《荣钟》等，迷惑了不少青年学生，甚至鼓动他们闯入《新蜀报》报社，挟持总编辑周钦岳，制造“六二事件”，气焰十分嚣张。萧楚女、张闻天、杨闇公、罗世文、童庸生等在《南鸿》《爝火》《新蜀报》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揭露和批判。特别是萧楚女写的《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针对他们的主要刊物上海出版的《醒狮》周报上的荒谬论点，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大大打击了他们的反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