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四川人又来做八股，没得人敢说报字了”。这是四川早期报人傅樵村对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描述。然而正是这位不甘寂寞的傅樵村，企图在不涉及时事的情况下专门研究数学，于1900年办起了成都书局，出版《算学报》。这是四川最早的自然科学刊物。但是，非常遗憾，出了2期，一共才卖出去不到20本，不得不停刊了。尽管如此，他并不气馁，以后还办了《启蒙通俗报》《通俗日报》《通俗画报》，被后人称为成都报界的“祖师爷”。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清政府于1901年下诏推行“新政”，并且企图通过办官报，把舆论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中央和地方掀起一股“办官报热”。1904年3月7日《四川官报》在成都出版。同年11月又一家地方政府所办的《成都日报》相继出版。
由于《四川官报》主要靠各县署强制摊派，发行量也曾高达万余份。该报主要发布谕旨和官方文件，也选录一些省内外新闻和国外新闻，其言论无非是为清朝政府辩护，宣传“预备立宪”之类，也有一些带有社会改良性质的宣传，如禁烟、兴学、反对妇女缠足之类，以迎合民众的意愿。
传教士在四川办报是从1904年在重庆创办《崇实报》开始的，该报是天主教川东教区的机关报，由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与雷龙山（Lonis）主办。他们在“为社会忠实服务”的招牌下，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经常干涉中国内政，目的是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对中国及四川发生的大事指手画脚，妄加评论。虽然对西学也作了一些介绍，但内容非常肤浅，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与这些报纸站在对立面上的，则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办的报纸，如1903年4月在重庆出版的《广益丛报》（旬刊）和1904年卞鼐（小吾）在重庆创刊的《重庆日报》。
《广益丛报》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朱蕴章、杨庶堪等人所办，这是一份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因为是在清政府眼皮底下出版，它不可能像国外出版的留学生刊物那样锋芒毕露。初期各种思想兼收并蓄，既有改良主义的，也有民主主义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言论也相应进步。
《重庆日报》是在“苏报案”直接影响下出版的。“苏报案”发生时，卞鼐正在上海。他三次到狱中探望章太炎和邹容，并密商革命大计。回川后与革命党人商量，拟先办报纸进行宣传。因经费困难，他效法陈范接办《苏报》之举，毅然将江津祖遗田产变卖，获银6 000余两，于1904年9月创办《重庆日报》，聘日人竹川藤太郎出任社长，作为护身符，卞鼐以记者身份进行革命宣传。《重庆日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敢于揭露官吏的腐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深受民众欢迎。发行量由创刊时的500余份，很快增至3 000多份。四川官员对此如芒刺在背，非要除掉卞鼐不可。他们串通日驻渝领事，以日俄战争为由，通知竹藤太郎回国服役。竹川一走，便立即将卞鼐秘密逮捕，《重庆日报》亦被查封。1908年5月15日，当局收买同狱犯用匕首将卞杀死。卞身受70余处刀伤，奔走呼号一个多小时，狱方竟不予过问。事发后行凶同狱犯又被毒死。清朝官吏对卞鼐的残酷手段，恰恰反映了《重庆日报》对反动官绅揭露的深刻，触及了他们的痛处。
辛亥革命前，四川留日学生达千余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革命派的核心力量。他们著书立说，创办刊物，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他也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四川留日学生第一种革命刊物是1906年东京出版的《鹃声》杂志，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决心，欲唤起四川民众和全国同胞救亡图存的坚定意志。(www.xing528.com)
《鹃声》出版两期后，又出了《鹃声》再兴第一号。1907年12月5日改出《四川》月刊，编辑兼发行人为吴永珊（玉章），原来《鹃声》的编辑雷铁崖、邓絜也参加编辑工作。《四川》在宣传上比《鹃声》更进了一步，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了中国“危如朝露”的局势，激发人们反帝爱国的热情。《四川》发行面广，在省内30余个州县设代派所，成都、重庆设支行。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及国外河内、巴黎、新加坡、缅甸等处都有代派所。发行量达四五千份，是当时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革命刊物。
这些革命报刊不仅为四川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为四川的民主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只要一旦出现了火种，在四川大地上就将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1911年导火线终于点燃了，那就是在川、湘、鄂、粤四省发生的保路运动，这次保路运动中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便是四川。
1911年5月20日由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代表在北京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四国银行团享有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清政府以铁路国有政策为名，出卖路权。川、鄂、湘、粤四省因已集股兴工，清政府的这种做法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所以对“铁路国有”的政策川人要誓死抗争。这次抗争首先在湘、鄂、粤开始，四川继起，但四川表现得尤为激烈。1911年6月17日立宪派在成都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和各团体大会。会上群情激昂，当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县保路同志会也次第成立。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暂由路公司指借银四万两”作为经费，使宣传工作有了经济后盾。同年6月26日在成都创办该会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该报每日出两张四版，单面印刷，由邓孝可编辑。在报纸边沿用黑体字反复刊登鼓动性极强的口号：“夺路国民，送诸外人，是谓国有，是谓政策”；“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夺路夺款，又不修路”等。在“纪事”栏中大量报道来自群众的真人真事，如《义夫义妇之爱国热》《捐庙产者之爱国热》等，激励人心。该报第1号印出3 000张，仅两小时便售罄。各地接到《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到处传阅、张贴，“观者如堵，读之有声泪俱下者”。该报“日出万张，尚不敷分布远甚”，不到半月，发出的印刷品已超过16万份。由于该报发行量大，印刷厂日夜不停加紧排印，用纸将罄，只好“隔日一出，即从二十七日（即7月22日），逢单日停版，双日照常发行”（以上引文均见《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由于报纸销路过好而不得不将日刊改为双日刊，这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首次。
保路同志会向川汉铁路公司建议，增出白话报和杂志进一步深入宣传。于是铁路公司又拨银二万四千两，由邓孝可、朱山办《蜀风杂志》，池汝谦办《西顾报》，江三乘办《白话报》，田乃砚办《启智画报》。
立宪派在这场斗争中运用各种宣传手法大造舆论，动员、激励、组织群众，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维新派所未见，革命派所不及，在全国引起震动。他们希望清政府迫于群众压力，收回成命，仍准商办。可是当清廷夺路谕令步步紧逼，立宪派的恳请一再碰壁后，1911年8月24日保路运动出现突变，成都开始罢市、罢课，突破了“文明争路”的框架。在罢市罢课斗争中，立宪派提出“勿聚众，勿暴动，勿打教堂”等防范性《公启》。但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便不会再受约束。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推动下，《西顾报》又公开鼓吹抗捐抗粮，号召与政府断绝关系。这时立宪派在清政府明确表示铁路国有政策无可更改的情况下，也作出不纳粮税的决议，并通告全省。四川人民与清政府的矛盾日趋白热化。《西顾报》公开号召“揭竿头”，“持刀梃”，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武装起义作舆论准备了。1911年9月7日，川督赵尔丰诱捕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等，成都全城震动，请愿群众拥入督署衙门，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保路同志会的所有出版物被查封，印刷报纸的昌福公司被捣毁，经历四个月急风暴雨般斗争的保路运动遭到镇压，促使四川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成立荣县军政府，这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清政府下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促成了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大汉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相继成立，宣告四川清朝政权的覆灭。
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斗争，立宪派是主角，他们把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孙少荆在《成都报界回忆录》中说得好：“四川人知道报纸势力，就在这争路时代。”而四川保路运动则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有句名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推迟一年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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