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新闻界的斗争还表现在国民党政府对大后方新闻舆论的控制上。1938年底，国民党政府提出国共两党的合并问题，遭到中共的坚决拒绝。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说：“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党主义我们就容纳它。”[23]这次大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成立“防共委员会”。1939年4月，国民党秘密下达《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秘密发布《共党问题处置方法》。随之于同年6月，根据蒋介石手令，国民党正式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并在此前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新闻法规：《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抗战时期报纸通讯社申请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等，主要目标针对共产党及民主人士主办的新闻传播媒介。
首当其冲的便是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检查人员常常到报馆里检查第二天要出版的报纸大样，肆意删改，文章常常被弄得字不成句，语不成章，甚至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上有二三个天窗也是常事。潘梓年曾就报纸屡遭新闻检查机关刁难写信给中宣部：“惟三年以来，本报所遭受编排、发行之障碍，均非法律、政治所能容忍……言论方面，检扣删改，超出检政，日必数起。”[24]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半年间，《新华日报》原稿有260件被免登，有150次被删节，仅1月8日送检的15篇稿件就有11篇被扣[25]。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仍不解恨，亲自找新闻检查处长李中襄商议刁难《新华日报》的办法。历届新闻检查处长对《新华日报》的检扣莫不竭尽心智，然而有的却因不能遂上级的意愿而被撤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新闻检查上的种种刁难，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还击。一方面利用《新华日报》的合法地位对国民党的反共事实进行强烈的抨击，对国民党的纸张配给、扣留邮件、特务捣乱、新闻检查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则公开抗检、违检，毛泽东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都是在未经新闻检查的情况下抢先刊登出来的，它向广大民众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此外，《新华日报》还秘密印行了延安《解放日报选刊》和《海外呼声》进行抗日民主运动的宣传工作。在重庆、成都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实力派比不上国民党嫡系的势力大，而在边远地区有地方势力撑腰，国民党也奈何不得。如刘文辉系统的《新康报》，有刘文辉的侄子刘远瑄作靠山，宣传抗日、团结，要求民主、进步，反对独裁、倒退，言论十分大胆，拒不接受新闻检查处的检查，西昌行辕也无可奈何。(www.xing528.com)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对共产党报刊的迫害，虽然在所有国民党统治区内部存在，但在西南地区---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尤为尖锐和激烈，其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特务机关为了抵制《新华日报》，故意办一张名称类似的《新华时报》和《新华晚报》，卖报时高喊：“看《新华报》！”人们买到手后才知道是冒牌货，大呼上当。有时《新华时报》还偷偷地贴在《新华日报》贴报栏内，蒙骗读者。中统、军统、三青团的头头戴笠、徐恩曾、洪友兰曾亲自召见重庆派报公会的把头邓发清，对邓封官许愿，重金收买，要他为抵制《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而出力。1941年1月10日重庆市党部决定为派报公会建筑宿舍，中央日报社、扫荡报社为该会会员制发号衣，并每月增发给派报公会300元和200元，允诺为该公会办福利事业。同年1月19日，该会突然宣称拒绝为《新华日报》送报，并无耻地声称：“本会会员本爱国之良知，深痛其目无政府，目无统帅之荒谬行动，自即日起，对该报一致拒绝派送，藉以促其觉悟。”[26]邓发清因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有功，居然提升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由此可见，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新闻舆论宣传上斗争的激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