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报业抗战时期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南的大部分地区已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这些地区的新闻事业一落千丈。西北和西南地区处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原来的报业未受太大的冲击。西北地区也有少量报业，但影响不大。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出版了许多报刊，在当地也产生了很大的宣传作用，但根据地被日寇和国民党势力分割包围，其传播功能不免带有地方局限性。因此，西北地区的新闻事业与战前相比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抗战时期新闻事业发展最快和称得上空前繁荣的地区，应是西南地区。抗日战争中的西南新闻事业有以下几个特色。

（1）西南报业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西南地区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各地方实力派为了进行自我宣传，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和有影响的大城市中都办有报刊，作为自己的喉舌，如成都的《华西日报》《成都快报》《光中日报》《建国日报》，重庆的《济川公报》《新蜀报》《华西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义声报》，贵阳的《贵州日报》等，都有地方实力派作为其背景，这些报纸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从沦陷区先后迁来西南的都是一些有影响、有声誉的大报，如迁来重庆的有武汉的《新华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南昌的《扫荡报》（后更名《和平日报》）、天津的《大公报》、北平的《世界日报》，南京的《新民报》则分为重庆版与成都版，天津的《益世报》则分为重庆版和昆明版；迁入成都的有南京的《南京晚报》（后改名《成都晚报》）、汉口的《新中国日报》；迁入昆明的除天津《益世报》外，还有汉口的《武汉日报》（改名为《中央日报·昆明版》）和汉口的《大汉晚报》（不久停刊）。这些从外省迁来的大报，不仅壮大了西南地区新闻事业的阵容，而且将先进的编排技术和新闻的时效性带给了当地的从业人员，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此外，西南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新创办了许多报刊，如四川的《自强日报》、《时代日报》、《金融导报》、《中国评论报》等，云南的《暹华日报》（后改名《侨光报》）、《正义报》、《扫荡报》、《观察报》、《中国工商导报》等，贵州的《力行日报》《贵州商报》《大华晚报》等。原有的、外来的和新办的三大类报纸构成了抗战时期西南报业的基本阵容。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缩短在南洋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向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陷落，于是又有一批报纸如《大刚报》《力报》《小春秋报》等迁到西南地区，使西南新闻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报纸的拥挤现象，是战争环境造成的病态繁荣，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2）报纸的物质设备后退，报纸的数量激增。迁入西南地区的北平《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武汉的《扫荡报》《武汉日报》《新华日报》都是第一流的大报，每天至少出版两大张。迁到大后方后，重庆《大公报》、昆明《益世报》等已从轮转机改为平版机印刷，重庆《大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昆明《益世报》，贵阳《中央日报》（即原《武汉日报》）都只能出版一大张，报内的从业人员已不到战前的一半。由于战争的关系，白报纸也无法从国外进口，大部分报纸只能改用土纸印刷，因此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同一种报纸根据用纸的不同有多种定价。虽然抗战时期办报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设备较战前明显的落后，但是各县各市镇人民为了关心抗战的需要，还是出版了大量小型地方报纸。在西南的广大军队中，为鼓舞士气，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出版了许多小型的《阵中日报》《阵中简报》和《扫荡简报》。据统计，四川一地在抗战时期铅印、石印、油印的报刊出现过2 000余种，其数量十分惊人，远远超过战前。

（3）新闻事业向边陲地区发展。1939年1月当时属四川的康定、宁远、雅州地区划为西康省，并成立西康省政府，康定为西康的省会。西康位于四川与西藏交界处，文化十分落后，有“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之说。1937年《西康新闻》出版，开始是三天出版一中张，后来因为与内地的联系日益频繁，三日刊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便改为每天出版一中张了。据当时的文化人士介绍：“这张仅有的日报，在编排上相当活泼；在内容上除国内外与地方新闻外，另有《星期专论》。有西陲矿学会主编的副刊，曾热烈的讨论过西康需要新五四运动的问题。有西康农村合作委员会主编的《合作旬刊》；有西康妇女战时教育推进委员会主编的《西康妇女半月刊》；有西康省动员委员会主编的《西康动员周刊》。一遇有纪念节日，该报另出特刊。从以上这些看来，这是一张反映西康建设相当够味的地方报纸……可是此报有个特点，就是经常附有藏文版，完全是因为康藏同胞的语言文字隔阂而刊印的，同时又估计到康藏同胞一般文化水准的落后，翻译在上面的文章，力求简单明了，如名词解释之类。”^[22](www.xing528.com)

康定在1939年10月10日又出版了一张《国民日报》，强调“要把国内外的局势演变，诚实的报道给西康同胞”。在宁远地区的西昌，除已经出版的《怒吼旬刊》《抗敌十日刊》《保安周刊》《新宁月刊》《西昌周报》《民锋报》《抗战周刊》外，1939年还出版了用嘉乐纸铅印的《建宁日报》。雅安地区有军事当局壁报室编辑的，油印《壁报》一种，用蝇头小字书写，刻写和印刷技术都很不错，有时还穿插几幅漫画。虽然我们仅就西康一地进行观察，但足以说明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促使新闻事业向边远落后地区发展的客观事实。

据《战时记者》第二卷第2期（1939年10月1日出版）《蒙藏报业现状及其前途》一文记载，当时西藏地区有《西藏新闻》出版，“《西藏新闻》是喇嘛境域与外间沟通消息的唯一中介物，再也没有第二种报纸与之竞争。泰清巴菩（巴菩就是老爷的意思）可以说是一位大主笔，也可以说不是。该报不是日刊、周刊、双周刊、月刊，也不是双日刊，要看泰清什么时候有空，他高兴就出版，这张早报会任意在某一个早晨出版。在康定（打箭炉）有许多人阅读普通中国报纸之外，也还订一份《西藏新闻》看，在康藏内地，除去看《西藏新闻》以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知道世界的今日。”

当然，就抗战时期西南新闻事业的特色而言，还可以说出很多，诸如国民党中央西迁重庆后，得到英美在广播设备上的多次援助，西南广播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西南地区新闻记者的培养工作和新闻学的研究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等。因为这些内容在各省的概要中均有论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