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党逐步控制西南报业

蒋介石支持刘湘，决定采取“先安川，后剿共”的策略，于1933年8月刘湘一举击垮刘文辉。为顾念叔侄情分，让刘文辉在川康边区雅安地区立足，不再追击。同年10月，刘湘在成都宣誓就任蒋介石委任的四川“剿共”总司令一职，并立即将川军编为六路，阻截红军西进。到1934年春，六路总指挥中已有二人因战败被撤职。同年8月，川军在南充一带失利，伤亡官兵8 000余人。10月中旬，中央红军突围北上，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约定，刘湘仍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党政府尽量补助饷款弹药，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国民党政府为了便于控制四川军政大权，将四川划为“剿匪”省份，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各军将领将防区内一切政权交给省政府，各军原委的县长、局长分批调换，于是持续近20年的四川防区制宣告结束。从1935年1月至1936年春，刘湘所部与红军对峙期间，虽然拒绝了蒋介石派遣的中央军10个师入川，但随着参谋团入川的康泽别动队，却起着控制川军，分化、拉拢川军将领的作用，从新闻事业的发展上也反映了国民党势力不断扩张的趋势。

据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一书所列的至1936年6月为止的《中国国民党全国党报统计表》数据显示：四川共有报刊83种，党报总数为38种，占报刊总数的45.8%。从发行量上来看，党报期发总数为4.8万份，占报刊期发总数21万份的22.9%。虽然国民党党报的发行量不是很大，但它的发行面很广，各县都订有党报，有20多个县还自办党报。还有一些原来是军阀及商会办的机关报，也已逐步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所控制，如成都的《成都快报》，重庆的《商务日报》等。《成都快报》创刊于1925年，是日销6 400多份的有影响的大报。1927年以后为邓锡侯28军的机关报，每月津贴1 000元。1935年后为蓝衣社所控制，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为第一要旨。重庆的《商务日报》创刊于1914年，为日销9 000份的四川第一大报。该报为重庆商会机关报，因首先报道五四运动而闻名，1935年后为康泽别动队所控制，成为瓦解刘湘势力的舆论机构。

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有自己的舆论机关，如重庆的《重庆晚报》。《重庆晚报》的社长赖健君是刘湘二十一军政闻编审委员会委员，其舅父为邓锡侯二十八军的参谋长、驻渝代表，赖又被委为二十八军的少校秘书长，与各军驻渝代表均有联系。《重庆晚报》则由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田颂尧二十九军按月发给津贴，经费充足，该报便为这些地方军阀歌功颂德。抗战初期刘湘病逝，邓、田等也因受排挤而失去实力，该报于1939年5月在日机狂炸中被毁，无力恢复出版而停刊。

1936年春，随着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权在全川范围内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在严酷的形势下，共产党所领导的四川革命报刊全部停止了出版。与此同时，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却在四川各地蓬勃发展起来。成都是四川抗日救亡报刊最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利用四川地方势力潘文华为背景的原《建设晚报》重新改组的《建设晚报》，有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报》和《四川日报》，有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出面创办的《新时代》旬刊以及《力文》半月刊、《MS》周报、《活路旬刊》等。重庆新创办的抗日救亡报刊有《齐报》、《四川日报》、《春云》月刊、《人力》周刊等，《新蜀报》和《商务日报》的副刊也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川东、川北也有进步爱国人士创办的《邻水民众》《梁山复兴日报》《新南充日报》等，在这些报社内部也有许多共产党员为团结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四川复杂的政治形势相比，云南与贵州就显得简单多了。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内，王家烈奉蒋介石之命围追堵截。王自知力量单薄，无法与红军对抗，为图自保，与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后来这一密约为陈济棠部属余汉谋盗出，向蒋告密，蒋介石决定利用中央军乘追剿红军的机会，衔尾进入贵州。1935年1月薛岳率七个师进入贵州，半个月后，薛岳派部下接管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本人进出城垣也要经过盘查。同年2月，王家烈离开贵阳防守遵义，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遵义为红军占领。蒋介石对王家烈丧师失地予以严厉训斥，派薛岳部队以武力控制贵阳，吞并了王家烈亲信所控制的部队，先逼他交出省主席一职，再派自己的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接着煽动王部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要求免去军长一职，蒋假意稍作挽留后接受他的辞呈。1935年5月王家烈搭乘张学良的飞机离开贵州。(www.xing528.com)

随着王家烈的垮台，他的政府机关报《新黔日报》便因经费无着停刊。薛岳二路军总部机关报《革命日报》遂填补了贵州官方报纸的空白，不久便由省政府接办。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势力控制贵州后，曾先后创办了9家日报和晚报，并建立了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对贵州的舆论宣传阵地也实施了控制。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直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报纸就有《民众日报》《贵阳晨报》和《革命日报》三家，《黔风报》和《商务日报》两家民营报纸到1937年仍在出版（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在“贵州之部”仅注录《民众日报》一家，显然是有疏漏的）。

蒋介石借“追剿”红军的机会控制了贵州，将势力渗入四川，唯有云南得以自保，维持原状。主要是因为龙云采取以防“中央军”为主，防红军次之，防堵红军于滇省之外的策略，使蒋介石无从下手。1934年底，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进入西南，为避免“中央军”跟踪而来，出兵贵州进行防堵。当红军进入云南时，龙云将滇军集中在昆明及附近大城市，防止“中央军”进城，也避免被红军逐个击破，为红军让开大路。龙云立即派人向薛岳提出，不许部队进入昆明，因入滇“中央军”不多，薛岳也不敢贸然行事。当龙云看到贵州王家烈的前车之鉴后，更是寝食难安，直到1936年初红军渡过金沙江，离开滇境，驻滇西的“中央军”东调两广，龙云才感到如释重负。

国民党政治势力在滇、黔、川三省的消长情况，同样可以在新闻事业上看出一些端倪。贵州除国民党省级党报《民众日报》是1929年创刊外，其余日报都是1935年王家烈失势以后创办的。王家烈时期的政府机关报《新黔日报》也随之垮台，被薛岳二路军机关报《革命日报》所取代。贵州新闻事业几乎成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四川在1936年6月成都、重庆两地有日报37种，于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中可以查到创刊年月的有21种，其中有1/3是在1935年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进入四川后创办的，这些新创办的报纸大都与国民党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1935年前创办的报纸也有相当一部分为国民党特务势力所收买或控制。在成都、重庆之外，国民党还拥有20多家县级党报，影响不小。云南仅有国民党县级党报5家，在昆明的14家日报中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不过4家，1935年以后创刊的有2家，一家是《新滇报》为国民党云南省级党报，另一家是《云南日报》为龙云的省政府机关报。这一现象说明，云南的新闻事业在防堵红军长征前后并无太大的区别。容忍龙云割据云南，蒋介石自有他的一套理由，他认为：“龙云好比南越王赵陀，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龙云只想独霸云南，称臣纳贡，既无问鼎中原之心，也乏窥窃神器之力，不同于阎、冯、李、白，对龙云要容忍，只要服从中央，即使在云南另搞一套，最后为我所用，无伤大局。”^[21]话虽如此，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毕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统一西南是蒋介石的心愿，而龙云在堵红军、防蒋军的险境中，早与蒋介石产生了裂痕，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这种矛盾势必愈演愈烈，越来越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