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云南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势力与国民党右派力量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右派创办的《青天白日报》和《大无畏报》均先后被爱国学生和进步群众所捣毁。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利用北伐胜利的形势和人民群众反对唐继尧独裁统治的情绪上台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在控制了云南局势后，决定归顺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拥蒋反共的方针。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成立“清共委员会”，大规模镇压云南地下党组织，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代理书记吴澄、省委宣传部长张经辰、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等大批共产党人先后被杀害。许多革命报刊被迫停刊，云南进步的新闻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余下的《云南省政府公报》《义声报》《复旦报》《云南新报》《云南社会新报》《均报》《西南日报》《大无畏报》等，其总经理或是滇军司令部一等咨谋、师政治部主任、市党部监察委员、县长，或是商会委员、银行经理、商会常委公断处长，无一不与军、政、党、商各界有直接关系。
1928年冬以实力派财政厅长卢汉为背景的《云南民生日报》创刊，由于共产党人主持编辑工作，敢于透露一些苏区消息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但出版仅一年即告停刊。1930年4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机关报《云南民国日报》创刊，这是一份日出两大张的大报，有副刊八种，发行量达到1万份。由于当时龙云竭诚拥蒋，直到1934年底，蒋介石嫡系部队尾随中共主力红军长征进入西南之前，龙云与蒋介石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必要办一张属于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民国日报》在党、政、军的支持下成为全省发行量最大的主要报纸，在1935年《新滇报》创办之前，它是云南唯一可以利用电讯设备的报纸。因为云南是地方实力派龙云和卢汉集团的一统天下，内部显得比较一致，所以对新闻传媒控制甚严，一般的商报、民报不敢发表言论，有一家民办的《云南晚报》在“九一八事变”后宣传抗日救亡，深得民众的拥护，发行量曾达到7 000份，但发行不到一个月即遭当局查禁。
贵州军阀周西成采用封建时代的一套专制办法统治全省，重要的军、政职务全由他亲自委派。为了收买民心，他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但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政府费用使他不得不另辟生财之道，那就是用大量良田沃土种植鸦片烟，向各县提取“禁烟罚金”和“通关税”。周西成竭力抵制国民党势力对贵州的渗透，1927年国民党中央派到贵州来整理党务的人员，因为不肯交出电本密码，周西成竟严刑拷问张道藩，甚至枪杀李益之。1928年国民党中央第二次派来党务指导委员，也被秘密派人到其住所搜查。为了共同抵御国民党势力的侵入，周西成拉拢桂系军阀共同反蒋。蒋介石对周西成十分不满，挑起贵州军阀自相火并。1928年周西成在与李
的激战中被击毙，由周西成的表弟兼妹夫的毛光翔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是一个缺乏政治野心的平庸之辈，自知在部属中威信不高，便极力向南京政府靠拢，竭诚欢迎国民党来黔发展。他将《贵州改进日报》改名为《三民日报》以表示对三民主义的拥戴。1929年6月，国民党贵州省党报《民众日报》也在贵阳创刊。同时还出版了许多政务和党务方面的刊物，以示政务公开，依法办事。这一时期新创刊的报刊有《贵州临时政务委员会公报》（1929年7月）、《贵州财政月刊》（1929年11月）、《贵州农矿公报》（1930年4月）、《贵州党务旬报》（1930年5月）、《贵州建设公报》（1930年7月）以及国民党贵阳市党部的《贵州国民通讯》等。一个省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党政刊物实属少见，这是毛光翔执政时期的一大特色。
毛光翔这种靠拢南京政府的态度并未得到蒋介石的青睐，蒋介石利用另一贵州地方实力派王家烈卖力堵截红军的机缘，极力加以拉拢。1932年春，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兵临贵阳城下，胁迫毛光翔交出政权。王家烈虽然取得了贵州的政权，但引起同僚们的反感，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不听指挥，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王家烈的政权仅能控制贵阳及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由于贵州政权的四分五裂，控制能力薄弱，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贵州出现了许多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宣传刊物，如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办的《救国旬报》，中共赤水合江特支办的《少年大众》和《寒夜之华》，新赤水书店办的《流波》和《新青月刊》，贵州妇女抗日救国团办的《心坪》，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办的《安顺文艺》等。这与云南地区对抗日救亡活动噤若寒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川刘湘于1928年12月击败杨森，1931年又联合杨森、田颂尧、邓锡侯击败刘文辉，独占四川80余县，嫡系军队扩至10万，登上了四川霸主的宝座。虽然刘湘表面上听命于蒋介石，但对国民党在四川的发展横加阻挠。到1929年末，全国国民党员的总数为27万，而四川这个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仅有77个国民党员。1928年南京档案馆《情党实录》中记录着当时国民党人的一段话：“我们的重庆党部不是直接被共产党摧毁，而是直接被刘湘摧毁……莫名其妙的是，一支革命军竟会摧毁一个地方党部。”[20]直到1936年6月，国民党在四川没有省党部机关报，只有成都的市级党报《新新新闻》和重庆的市级党报《大江日报》。《新新新闻》的创办也与军阀势力有关，社长马秀峰是川军邓锡侯第七师师长马毓智最小的弟弟，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靠其兄每月拨给报社350元补助维持出版。该报的实际主持人是陈斯孝，是国民党外围组织“健中社”的成员，当上总经理后为国民党拉拢，成为国民党市党部常委。总编辑刘启明也是“健中社”成员，后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科主任，该报遂成为市党报。重庆的《大江日报》为1932年12月创刊，比《新新新闻》迟出版3年多，总经理为省政府财政厅会计主任，总编辑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审科主任。
当时四川的一些商业报纸也无不与军阀政府有一定的关系，否则很难立足，如重庆的《国民公报》，这是一张有20多年历史的民营报纸，其总编辑就担任过法院的书记官和首席检察官。重庆的《商务日报》也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民办报纸，其总编辑为重庆市政府社会科科长。四川巴县出版的《嘉陵江日报》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大众化报纸，以提倡乡村建设为宗旨，由其弟卢子英担任社长。卢子英毕业于黄埔军校，担任过峡防局督练长。卢作孚本人也是靠着四川军阀势力的支持，从1931年到1935年他在重庆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兼并了15家轮船公司，接收轮船42只，基本上战胜了帝国主义航运势力在长江上游的竞争。没有这些政治与经济的实力，要想长期出版民营报纸也是不可能的。
四川共产党人在新闻战线上的斗争也是可歌可泣的。“三三一惨案”后，地下党组织成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1927年10月在重庆出版临时省委机关刊物《四川通讯》。为了开展对外宣传，又于同年11月创办省委机关刊物《川潮》旬刊，及时揭露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1928年10月，临时省委遭破坏，中共四川省委迁往成都。成都当时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阀共管之地，共产党人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创办了《锦江日报》，出版了两个月即被查封，又改组为《成都新闻》出版。地下党组织还利用田颂尧二十九军的机关报《西南日报》宣传进步思想，不到一年，该报即被勒令停刊。在成都还出版了省委机关报《四川红旗》《转变》《四川晓报》等，与反动军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四川的新闻事业谱写了惊心动魄的一章。坚持在重庆的中共川东特委也曾公开出版过《新社会日报》，虽然仅出版两个多月，其革命舆论的影响力不容低估。另一份革命报刊《国民快报》也在《新社会日报》被查封后一星期遭封禁。自1929年夏季开始，刘湘遵奉蒋介石的指令，加紧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强化新闻界的法西斯统治，继续在重庆公开出版报刊已不可能。从1930年起，新闻出版的工作重心移到了成都，中共在成都出版的《四川晓报》从1931年一直出版到1934年，坚持了近三年时间。
刘文辉被刘湘赶往川康边境后，在雅安创办《川康新闻》，《川康新闻》的社长，正、副总编辑均为共产党人，他们充分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在渝、蓉两地外，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报刊有川北的《灯笼火把报》《岳池泪》《嘉陵江》等，在川东有《红军日报》《国难周刊》等，在川南有《反日会刊》《川南新闻》等，在川西有《广汉学生》《晨曦》半月刊等。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领导部门，都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如《川北穷人》《共产党》《苏维埃》《战场日报》《红军》《不胜不休》《少年先锋》和《经济建设》等。
与云南、贵州相比，这一时期的四川新闻事业有其自身的显明特色，即报刊性质的复杂性，品种的多样性和舆论斗争的尖锐性。这些特色与四川地区存在着多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有关。(www.xing528.com)
贵州军阀周西成采用封建时代的一套专制办法统治全省，重要的军、政职务全由他亲自委派。为了收买民心，他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但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政府费用使他不得不另辟生财之道，那就是用大量良田沃土种植鸦片烟，向各县提取“禁烟罚金”和“通关税”。周西成竭力抵制国民党势力对贵州的渗透，1927年国民党中央派到贵州来整理党务的人员，因为不肯交出电本密码，周西成竟严刑拷问张道藩，甚至枪杀李益之。1928年国民党中央第二次派来党务指导委员，也被秘密派人到其住所搜查。为了共同抵御国民党势力的侵入，周西成拉拢桂系军阀共同反蒋。蒋介石对周西成十分不满，挑起贵州军阀自相火并。1928年周西成在与李
的激战中被击毙，由周西成的表弟兼妹夫的毛光翔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是一个缺乏政治野心的平庸之辈，自知在部属中威信不高，便极力向南京政府靠拢，竭诚欢迎国民党来黔发展。他将《贵州改进日报》改名为《三民日报》以表示对三民主义的拥戴。1929年6月，国民党贵州省党报《民众日报》也在贵阳创刊。同时还出版了许多政务和党务方面的刊物，以示政务公开，依法办事。这一时期新创刊的报刊有《贵州临时政务委员会公报》（1929年7月）、《贵州财政月刊》（1929年11月）、《贵州农矿公报》（1930年4月）、《贵州党务旬报》（1930年5月）、《贵州建设公报》（1930年7月）以及国民党贵阳市党部的《贵州国民通讯》等。一个省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党政刊物实属少见，这是毛光翔执政时期的一大特色。
毛光翔这种靠拢南京政府的态度并未得到蒋介石的青睐，蒋介石利用另一贵州地方实力派王家烈卖力堵截红军的机缘，极力加以拉拢。1932年春，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兵临贵阳城下，胁迫毛光翔交出政权。王家烈虽然取得了贵州的政权，但引起同僚们的反感，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不听指挥，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王家烈的政权仅能控制贵阳及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由于贵州政权的四分五裂，控制能力薄弱，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贵州出现了许多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宣传刊物，如贵州学生抗日救国团办的《救国旬报》，中共赤水合江特支办的《少年大众》和《寒夜之华》，新赤水书店办的《流波》和《新青月刊》，贵州妇女抗日救国团办的《心坪》，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办的《安顺文艺》等。这与云南地区对抗日救亡活动噤若寒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川刘湘于1928年12月击败杨森，1931年又联合杨森、田颂尧、邓锡侯击败刘文辉，独占四川80余县，嫡系军队扩至10万，登上了四川霸主的宝座。虽然刘湘表面上听命于蒋介石，但对国民党在四川的发展横加阻挠。到1929年末，全国国民党员的总数为27万，而四川这个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仅有77个国民党员。1928年南京档案馆《情党实录》中记录着当时国民党人的一段话：“我们的重庆党部不是直接被共产党摧毁，而是直接被刘湘摧毁……莫名其妙的是，一支革命军竟会摧毁一个地方党部。”[20]直到1936年6月，国民党在四川没有省党部机关报，只有成都的市级党报《新新新闻》和重庆的市级党报《大江日报》。《新新新闻》的创办也与军阀势力有关，社长马秀峰是川军邓锡侯第七师师长马毓智最小的弟弟，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靠其兄每月拨给报社350元补助维持出版。该报的实际主持人是陈斯孝，是国民党外围组织“健中社”的成员，当上总经理后为国民党拉拢，成为国民党市党部常委。总编辑刘启明也是“健中社”成员，后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审科主任，该报遂成为市党报。重庆的《大江日报》为1932年12月创刊，比《新新新闻》迟出版3年多，总经理为省政府财政厅会计主任，总编辑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编审科主任。
当时四川的一些商业报纸也无不与军阀政府有一定的关系，否则很难立足，如重庆的《国民公报》，这是一张有20多年历史的民营报纸，其总编辑就担任过法院的书记官和首席检察官。重庆的《商务日报》也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民办报纸，其总编辑为重庆市政府社会科科长。四川巴县出版的《嘉陵江日报》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大众化报纸，以提倡乡村建设为宗旨，由其弟卢子英担任社长。卢子英毕业于黄埔军校，担任过峡防局督练长。卢作孚本人也是靠着四川军阀势力的支持，从1931年到1935年他在重庆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兼并了15家轮船公司，接收轮船42只，基本上战胜了帝国主义航运势力在长江上游的竞争。没有这些政治与经济的实力，要想长期出版民营报纸也是不可能的。
四川共产党人在新闻战线上的斗争也是可歌可泣的。“三三一惨案”后，地下党组织成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1927年10月在重庆出版临时省委机关刊物《四川通讯》。为了开展对外宣传，又于同年11月创办省委机关刊物《川潮》旬刊，及时揭露新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1928年10月，临时省委遭破坏，中共四川省委迁往成都。成都当时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阀共管之地，共产党人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创办了《锦江日报》，出版了两个月即被查封，又改组为《成都新闻》出版。地下党组织还利用田颂尧二十九军的机关报《西南日报》宣传进步思想，不到一年，该报即被勒令停刊。在成都还出版了省委机关报《四川红旗》《转变》《四川晓报》等，与反动军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四川的新闻事业谱写了惊心动魄的一章。坚持在重庆的中共川东特委也曾公开出版过《新社会日报》，虽然仅出版两个多月，其革命舆论的影响力不容低估。另一份革命报刊《国民快报》也在《新社会日报》被查封后一星期遭封禁。自1929年夏季开始，刘湘遵奉蒋介石的指令，加紧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强化新闻界的法西斯统治，继续在重庆公开出版报刊已不可能。从1930年起，新闻出版的工作重心移到了成都，中共在成都出版的《四川晓报》从1931年一直出版到1934年，坚持了近三年时间。
刘文辉被刘湘赶往川康边境后，在雅安创办《川康新闻》，《川康新闻》的社长，正、副总编辑均为共产党人，他们充分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在渝、蓉两地外，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报刊有川北的《灯笼火把报》《岳池泪》《嘉陵江》等，在川东有《红军日报》《国难周刊》等，在川南有《反日会刊》《川南新闻》等，在川西有《广汉学生》《晨曦》半月刊等。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领导部门，都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如《川北穷人》《共产党》《苏维埃》《战场日报》《红军》《不胜不休》《少年先锋》和《经济建设》等。
与云南、贵州相比，这一时期的四川新闻事业有其自身的显明特色，即报刊性质的复杂性，品种的多样性和舆论斗争的尖锐性。这些特色与四川地区存在着多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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