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西南军阀与西南报业

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在与北洋军阀对峙中，广大人民群众都倾向于孙中山和广州政府，愿意与粤、桂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是，军阀们为利害关系所驱动，往往依违于广州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有时为了减少阻力和争取支持，表面上不得不装扮出一副仍然坚持护法，赞成北伐和拥护孙中山暨广州政府的样子。例如袁祖铭借助直系军阀吴佩孚于饷款和枪械上的支持，取得定黔战争的胜利，将被其暗杀的王文华余部逐出贵阳后，仍在报上通电表示：“谓北伐为国家先务之急，而定黔又为北伐根本的计划。”同时还派代表联络两广、川、滇当局，郑重表明，“袁祖铭个人前此与北边周旋，实系一种手段”，要求孙中山正式委任其为北伐黔军总司令。可见当时西南军阀的两面派性质，而其政府机关报见诸报端的言论，并不真正代表军阀们的真实意愿。

黔系军阀袁祖铭在进入贵州后，立即停办兴义系“新派”的机关报《贵州少年日报》，以定黔军机关报《黔声》（日报）取而代之。而同样以吴佩孚为靠山的杨森、刘湘攻占重庆、成都，将熊克武逐出四川后，重庆和成都的报界并未发生激烈的动荡。重庆的《商务日报》《渝州日报》《新蜀报》，成都的《川报》《民视日报》等仍继续出版，只有少数报刊因资助人离开经费无着而自动停刊。《川报》后来也为杨森所封，但并非因为政权更替的关系。之所以川、黔两省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发展上的差异。贵州经济落后，办报得不到经济上的资助，难以自立，因此这一时期贵州的报纸都是政府机关报和军队机关报，政权更迭势必引起旧报社的查封和新报社的建立。四川经济较为发达，特别是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办报是可以赢利的事业，所以几家有影响的大报都是商业性报纸。四川的一些实力派，除杨森等少数几个喜欢自己办报刊宣传外，大都采取赞助的方式收买民办报纸为他们当吹鼓手。因此，政权的更迭与新闻界并无很大关系。

1922年唐继尧二次回滇后，为笼络民心，对抗广州政府，鼓吹“联省自治”，提倡“民治”，煞有介事地创立了云南民治实进会，办起为军阀政权歌功颂德的《民治日报》等报纸。在大革命时期，云南大致上存在两大类报纸，一类是为唐继尧当吹鼓手的报纸，如《民治日报》《西南日报》《复旦报》等；另一类是宣传实业救国的民办报纸，如《民听报》《滇声新报》《民鸣报》《民意日报》《民权日报》《民生日报》《云南商报》等，这类报纸有时也探讨一些社会问题。云南旅京学生也分成两派，办起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类刊物，一种是反对军阀唐继尧的，如《革新》《铁花》等周刊；另一种以民治主义同志会为骨干，打算回云南升官发财的拥唐派，也办起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云南周刊》。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原来与广州政府作梗的唐继尧声明加入国民党，欲取孙中山地位而代之，受到广州政府的谴责。同年8月，滇军在滇桂战争中失败，全部撤回云南。1926年中共云南省委特别委员会成立，联合国民党左派势力，积极开展工运、农运、学运和妇女解放运动，出版《日光报》《云南学生》《女声》《云南省教育周刊》等多种报刊。唐继尧则以国家主义来抵制孙中山国共合作的新三民主义，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滇事旬刊》，组织“民治党”，编写《国家主义十讲》。为配合北伐战争，1926年底，中共云南省特支组织了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策划“倒唐活动”。1927年1月，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印发了唐继尧祸滇十大罪状的材料，发动群众。在云南人民反唐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龙云等四名镇守使发动“二六政变”，将统治云南长达14年的唐继尧赶下台。1927年3月8日，原唐继尧政府的机关报《西南日报》，针对唐继尧爪牙破坏妇女解放协会游艺晚会事件发表侮辱性新闻《灯熄裙破哭三八》。报纸出版不到两小时，广大群众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一举捣毁了西南日报社。就在同一天，共产党人办的《日光报》正式出版，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云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相对较强，在其他地区和四川省已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时，云南进步势力仍在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右派势力曾在昆明先后办起《青天白日报》和《大无畏报》，攻击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主义，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都先后被革命群众捣毁。原为昆明镇守使的彝族军阀龙云以武力打败其他三名镇守使后控制了云南政局，他采取投靠南京国民党政府积极拥蒋反共的策略，大肆镇压共产党人，使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各种群众团体相继解散，许多革命报刊也被迫停刊。(www.xing528.com)

黔系军阀袁祖铭部下的一部分军人倾向广州政府，被编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袁祖铭则被吴佩孚委任为援川前敌各军总司令。直到北伐军胜利进入湖南，袁祖铭才被迫接受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之职。即使如此，袁仍采取观望态度，迟迟不肯向前推进。1927年1月，蒋介石授意唐生智将他捕杀。此时贵州政权在袁祖铭的儿女亲家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手中，周采用封建时代的一套专制集权的办法进行统治，不仅不允许共产党人在贵州发展组织，也严格限制国民党进行活动。贵州虽然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但对国民党中央派到贵州来的党务人员处处设防。在周西成控制贵州时期，全省只有唯一的一份政府机关报《贵州改进日报》，充当周西成军阀集团的吹鼓手。蒋介石对周西成十分不满，但鞭长莫及，而且当时阎、冯、李、白均有问鼎中原的野心，对贵州疥癣之疾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四川地区在军阀混战中并未形成一个足以控制全川的政治人物。1923-1925年间，杨森以成都为据点，刘湘以重庆为中心，联合川滇其他军阀势力互相攻伐。1925年刘湘联合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袁祖铭等川黔军阀将杨森逐出四川。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威胁着军阀、豪绅的统治，四川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显得尤为激烈。1926年，重庆一地就有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一个设在总土地，为国民党右派组织，另一个设在莲花池，为国民党左派机构，由共产党人杨闇公任书记。当时受共产党人影响的进步报纸主要有《四川日报》（重庆）、《西陲日报》（成都）、《万县日报》（万县）、《公益晚报》（重庆）、《新涪陵报》（涪陵）等，还有不少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办的进步刊物，如《蒲江潮》《梓光》《鹃血》《涪陵评论》《火星旬刊》《导报》《四川国民》等，影响的范围很广。坚持反共立场的报纸也有不少，主要有刘文辉出资的《新四川日刊》，邓锡侯出资的《成都快报》，泸县商会和团练局办的《泸县民报》等。新旧思想的斗争在军队中也有尖锐的反映，有朱德、陈毅等人办的《壁报》，也有反共军人办的与之针锋相对的《快刀报》；有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办的《武力与民众》，也有刘湘办的《武德月刊》。新旧势力的斗争几乎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蒋介石为了拉拢刘湘，多次派人入川策动刘湘反共。刘湘派王陵基、蓝文彬及黄埔生中的反动分子对工人、学生们在打枪坝举行的各界反英大会进行袭击，制造“三三一惨案”，并乘机捣毁莲花池省党部，查封四川日报社。在这次惨案中，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国民党左派陈达三、重庆《新蜀报》主笔漆南薰、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长冉钧等惨遭杀害，革命群众被杀害和受伤者近千人。刘湘制造的“三三一惨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刘湘虽然控制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那一带富庶之地，但实力还不够强，不得不进一步投靠蒋介石政府。尽管如此，四川军阀毕竟与蒋介石貌合神离，1927年6月，南京政府任命了一个“清党委员会”，打算在四川重建国民党，但是“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仰承四川军人的鼻息……还分别请求这些将军们保护党的工作人员”^[18]，“清党委员会得不到军人的支持，遂以失败告终。计划中要召开的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也未能实现。”^[19]

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有颇多类似之处，西南地区这一时期有唐继尧、刘显世、袁祖铭、刘湘、杨森等地方军阀势力依违于北洋政府与广州政府之间，在北伐胜利的形势裹胁之下，最后与蒋介石集团结成反共联盟，但毕竟貌合神离，南京国民党政府难以插手地方军政大权；西北地区则有冯玉祥、阎锡山、杨增新、马麒等地方势力，在北伐胜利的形势下，脱离北洋军阀集团投靠广州政府，最终与蒋介石结盟联合反共。但因地方军阀势力与蒋介石新军阀集团毕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利益冲突，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西藏与新疆也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一时期也都不曾发现有报刊问世。西藏与内地的隔阂更甚于新疆，1918年后，英帝国主义控制了西藏的邮路，连西藏境内最后一个邮局---昌都邮局也被关闭，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通往西藏的邮路始终没有恢复。国内对西藏地区的情况只能通过驻川藏边境的记者作一些侧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