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2月开始，南方军阀在排挤掉孙中山之后，开始与北洋军阀议和。通过南北和议，直系军阀吴佩孚与西南各系军阀的勾结进一步加紧，双方签订了军事密约。直系军阀的真正目的是缓和与南方军阀的矛盾，以便集中力量打垮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势力，控制北京政权。而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的真实意图，是想与直系“平分天下”。但是，弱肉强食、贪婪成性的军阀在外部压力减轻以后，必然引起内部争权夺利的火拼，原本南北对垒、剑拔弩张的形势，很快就变成西南各系军阀势力的内讧。
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军事实力相对雄厚，1919年在镇压了红河地区多沙阿波领导的持续三年之久的各族人民起义之后，加强了对云南地区的控制，使昆明学生响应“五四运动”的群众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尽管如此，云南学生和各界群众在“五四运动”中，仍然展开反帝爱国的群众活动。云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云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同时还编印《爱国日报》，将北京和其他各地学生运动的信息报道给云南的民众。在“五四”时期出版的进步学生刊物中，还有省一中师生创办的《滇潮》等，但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贵州比较，云南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显然沉闷得多。
护国战争以后，贵州军阀刘显世与少壮派军人王文华之间矛盾、冲突正越来越尖锐。1919年由“渝柳铁路借款案”事件导致的“民八事变”，使刘显世被架空，“新派”得势。“渝柳铁路借款案”的发生就在“五四运动”前后，“新派”军人王文华等，“自命维新，日以德谟克拉西主义为口头禅”[15]，主张取法西方，改革贵州政治。他们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发表演说、通电，支持学生运动，矛头直指刘显世等人。在这种形势下，贵州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时期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的贵州学生，更是不断地向省内寄回《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启发和影响贵州的爱国青年。贵州学生也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出版《贵州学生联合》三日刊。贵阳著名的达德学校办有《达德周刊》，“五四”时期还创办《白话文成绩周刊》，开讲演会、演话剧等，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也得到了社会的好评。(www.xing528.com)
四川原属北洋军阀控制的地盘，1917年唐继尧以“靖国”的名义，将滇军势力向四川扩张。当时贵州是云南的附庸，滇黔联军与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川军熊克武部联手将北洋军阀势力逐出四川。1918年2月唐继尧以“联军总司令”名义直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实际上四川完全处于滇、黔、川各系大小军阀的割据之下。因为各派军阀的实际控制力量相对薄弱，四川有长江之利便于与外界联系，与云南、贵州相比也较为便利，“五四运动”在四川得以蓬勃开展。学生运动由成都、重庆而波及全省，著名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评论》等均广为流传。“五四运动”中四川的思想界十分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主要由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如《四川教育新潮》《四川学生潮》《直觉》《半月》《綦评》《新社会旬刊》《成都旬刊》《新空气》《新四川》《川东学生联合会周刊》《巴声》《渝江评论》《平平》《友声》《商学半月刊》《星期日》《警群》《星光》《荣钟》《萼山钟》等。这些刊物的宗旨，大都以“改良社会”“养成健全个人，促进社会进化”[16]为号召，这充分反映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意愿。在西南各省中，“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展更显得朝气蓬勃、波澜壮阔，而与此匹配的进步学生刊物也犹如雨后春笋，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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