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 滇 黔报业在民初实现多元化发展【新闻史】

民初八年，不仅像上面所说的政治报刊活跃一时，各色各类的民办报刊更是广泛发展起来，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尤其如此。

贵州、云南两省都突破了清末那种官报、政党报刊的单一模式，报刊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贵州不只有政府、政党报刊，还出现民办的商业、实业和文化类报刊，两所中学也分别出版了《南明杂志》和《达德周刊》，报刊出版的数字也略有增加，由清末的8种增为11种。在云南，也出现了实业、农业、教育、文化思想等类报刊，报刊出版数字则由清末的12种左右，增为约24种。这些报纸中，政府和政党报刊约居一半，加上一些政治活动家所办，政治报刊仍占总数很大比例。但重要的是，报刊发展的多元化发展在这里已经出现。

当黔、滇两省报刊步履艰难地向四川靠近的时候，四川的报刊又在阔步迈进了，再次把两省远远抛在后面。川省军阀混乱的局势，受震荡最严重的是政治报刊，它并不能从根本上阻遏植根于良好经济文化土壤上的报刊的发展。民初八年，四川新创办的报达180种左右^[10]，是两省报刊总和的5倍以上。在多元化方面又有新的进展，新增加的有女报、文艺报、晚报、译报、文摘报、国学杂志、大学报等种类，还首次创立了通讯社，其报业盛况远非黔、滇可以比拟。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川省在这些众多的报刊中，还出现报业基础好，影响超越本省，出版达30多年之久的报纸---《商务日报》《国民公报》，这是省市报业发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贵州没有这样的报纸，云南的《义声报》报业条件较好，但无论在社会影响还是在出版年限方面，和川省两报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民初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潮流，黔、滇、川三省报坛也有不同的反映。

贵州的一大特点就是教育领域出现了中学的办报活动。1914年12月和1917年4月，贵阳的南阳中学和达德学校先后创办了《南明杂志》和《达德周刊》。这是我国报刊发展的新现象。中学办报是本地区所未有，全国也罕见。清末以来，贵州在教育改革方面作出较好的成绩，南明和达德是黔省两所文化思想较为活跃的学校，特别是达德学校影响更为突出（黄齐生曾任校长，王若飞就读该校），《达德周刊》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该校还出有《白话文成绩周刊》^[11]，以推动白话文运动在贵州的开展。(www.xing528.com)

云南报坛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报刊的世界，对当时思想文化潮流的反映，没有可足称道的表现。这一状况在1917年冬由就读北京大学回省的云南籍学生打破。他们于1917年11月在昆创办《尚志》杂志，积极传播北京新文化运动信息；广载北京作者蔡元培、钱玄同、傅斯年、朱希祖等人的文章，刊登十月革命胜利的报道，还转载《新青年》的稿件，其中有影响深远的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此外，“五四”前夕由云南籍留日学生返省创办的《救国日报》，对传播新文化也作出积极贡献。

四川的思想文化教育报刊有很大增长，有20多种，大大超过前一阶段，这比云南报刊的总和还略多。四川向来有宏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学界称誉“蜀学比于齐鲁”。特别在19世纪70年代，经张之洞整顿川省书院积弊，创建尊经书院后，通经尊孔更是日益成为士林风气。可是，在新的思想影响下，一种反对孔学、反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也相伴萌发。民初袁世凯登台大倡孔学后，川省的拥孔与反孔的斗争激烈展开了，报刊成为重要宣传阵地。尊孔势力先后出版一批尊孔报刊，经学大师廖平主编的《四川国学杂志》和《尊孔报》是其主干，一些政府系统的报刊，军队、师范的报纸，也参加读经尊孔宣传。至1916年达到高潮。批孔方面的主将是吴虞，他在他任主笔和有关报纸上，发表猛烈批判孔子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文章，有的报纸因此被军阀政府封禁。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在《新青年》撰稿批孔，与京、沪新文化运动相联系，影响全国。在这期间，四川报坛环绕女权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女报的创办达5种之多，为全国所首见。最早出版的（1912年6月）是吴虞的妻子曾兰任主笔的《女界》，它以“光复神圣之女权”为任务，对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进行抨击，成为川省批孔运动的组成部分。它的宣传活动获得京沪妇女报刊的积极支持。反对女权运动的代表则是《妇女鉴》，其影响较前者要小得多②。

关于民国初年四川妇女报刊出版情况，均据王绿萍、程祺编著《四川报刊集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