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政权的倾覆,本地区和全国一样,报界首先出现的一大变化,就是清政府各类官报都停办了,代之兴起的是新政权出版的政府报刊。三省情况也不一样,在云南,军政府的《大汉滇报》《云南政治公报》是在革命派、立宪派合作情况下出版的(立宪派实居优势);在贵州,革命派所建立的军政府还来不及出版报纸就被立宪派颠覆,该派控制的政府也没有另办报纸,就让原立宪派的《贵州公报》担负政府机关报的任务。四川的形势则较复杂,光复之初,出现了由革命派主办的蜀军政府的《皇汉大事记》和由立宪派主办的四川军政府的《四川军政府官报》同时并存的现象。在上面我们也曾谈到清末三省官报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实源于三省社会基本条件发展的差异,而现在,三省政府报纸之不同则是由于支撑这些政府报纸的军事实力的不同造成的,性质变了。
民国初年,正常报刊蜂起,成为我国报坛一大特色。这里,三省差别再次呈现。当时的贵州,政党报刊不但没有蜂起,原创办于清末在起义后留存下的三张政党报纸,现在只剩下立宪派的《贵州公报》一家了。原因非止一端,其关键的一点,就是这里的新政权是由地方保守势力用武力击溃革命派以后建立起来的,它所崇奉的是军阀政治,而不理会那种热衷于办报的所谓政党政治。这就表明,这里没有为政党报刊的发展提供适宜的政治条件。
在云南,政党报刊则很活跃,1912年达到高峰,仍和清末那样分成革命与立宪两派。几经改组合并,至1913年,形成了国民党系统报纸(《天南新报》)和进步党系统报纸(《共和滇报》)的对峙。这两派报纸经常相互攻击,和清末时彼此和平共处的情况大不一样。云南基本上是立宪派的基地,其军政府和立宪派关系密切。可是与贵州相比,这里政治上有较大的自由。对于两派报纸的斗争,政府大体是采取听任的态度。云南都督蔡锷还为国民党的报纸《天南日报》题了祝词“青天霹雳”。(www.xing528.com)
在四川,政党报刊则呈迅猛发展势头。推翻清政权后,四川各种政治力量纷起组党办报,未及两年,所办报刊有20余种,办报地点主要集中于成都、重庆二市,泸县、宜宾、康定各有一种。办报的政党,计有同盟会---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共济会、演进党、民主党、进步党和中国社会党等,其报刊数量之众多,参加办报党派之广泛,在全国各省区中也很突出,更非滇、黔两省可比。川省政党报刊出现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同属一个政党的两家报纸,却相互激烈攻击;同一家政党报纸,在省内出版的和所属总部党报,其政治态度时不一致。这里的党报和川省政权关系较为复杂,宣传多变,这种情况是滇、黔两省不大见到的。这里军阀统治势力多头,各类政治人物纷然杂处,斗争不断,这当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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