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贵州、西藏都办报了,几乎赶上或超过维新时期的四川了。可是这时,四川在报业发展的道路上又在大步前进,远把它们抛在后面了。就数量看,云南约11种,贵州7种,西藏1种,合计约19种。而四川一省就出了约45种,是它们的总和的两倍还要多。更为重要的是,报刊的种类结构彼此差异很大,云、贵两省(西藏暂不置论)所出报刊多为官报、政党(政治派系)报刊,品类单一。在四川,这类报刊仍占相当比重(约30%),但同时各类民办报刊纷然并起,一下打破了以往的单一结构,呈现出报刊发展多元化趋向,粗略算来,有商业性的,如《重庆商会公报》《成都商会公报》等;思想启蒙性的,如《启蒙通俗报》《开智白话报》等;学术性的,如《九经楪学报》《算学报》《中医杂志》等;提倡实业的,如《四川实业杂志》《农桑汇报》等;文艺性的,如《游艺报》等;还开始出现画报、工会报等。
报刊多元化是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维新时期,四川开始办报,而云、贵两省则没有,这种差别固然引人注目,但植根于不同土壤上的报业,其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到了这时才比较清楚地呈现出来。
关于官报和政党(政治派系)报刊,四川比起云、贵两省,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四川,官报方面除出有和两省同类型的《四川官报》《四川教育官报》而外,还出版巡警部门所办《四川警务官报》,税务部门的《经征成案汇报》。更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创办的《成都日报》。它和《四川官报》都属同一系统的地方官报,但《四川官报》面向四川全省,而《成都日报》系为满足“省城(指成都)绅商阅读者要求”而办。就是说四川一省拥有两级地方性官报,以上现象都是云、贵两省没有的,四川官报的发展步伐要快得多。关于政党报刊,四川和云、贵一样,革命派与立宪派报刊是主角,其主要区别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云南,革命派报刊居优势;在贵州,两派旗鼓相当;在四川,立宪派的影响超过革命派。二是,在贵州,两派报刊短兵相接,斗争激烈;在云南,两派和平共处;在四川,两派则相互配合反清(特别表现在保路运动中)。(www.xing528.com)
从维新时期到20世纪初叶,时间并不长,四川的报业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发展变化,这自然有其经济、文化因素,如四川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1900年以前只有4家,而在1900-1910年间就办有40余家。这期间有大批青年东渡留学,所读各科广及政、法、工、商、农、医、格致。省内各类新型学堂也广泛设立。京、沪、汉等各地书刊、报纸也盛销于省内各城镇。这都为办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直接给四川报业以重大推动的,是八国联军之役后,国家民族危亡局势的震撼力量。当时发动办报的,已不是维新时期的少数精英分子,而是遍及政、文化、学、商等各界人士了。最为活跃的是政治派系活动,而反映不同倾向的救世主张也同时纷起,这就是四川报界新景象之由来。同是在这政治形势的大背景下,云、贵两省的报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四川那样的发展状况,这又只能从两省内在的社会条件之制约关系寻求答案了。前面大致涉及,这里暂不细论。
这期间,四川还出有西方教会的刊物《崇实报》《华西教会报》,是本地区最早出版的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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