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贵州、西藏办报是在20世纪初叶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中开始的。这次办报高潮兴起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急剧发展之际,因此,比起上次高潮,参加的社会力量要广泛得多,声势要浩大得多,地域当然也更广阔得多,全国已没有不办报的省、区了。
具体说来,云、贵、藏之报业是直接在新近涌现的官报潮流和政党(政治派系)报刊潮流推动下起步的。这就决定了当时所办报刊,其主体都为官报和政党(政治派系)报刊。
三地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条件不同,报刊的实际表现也就不全一样。
关于云、贵两省,先谈官报。贵州所出为《贵州官报》《贵州教育官报》,云南主要也为《云南官报》《云南教育官报》。性质、类别都相同,但有三大差别。一是时间上,云南的官报始于1903年,而贵州则始于1909年。清末官报的历史一共不过10年上下,时间差距可说很大,这表明贵州官报出版的滞后性。二是《云南官报》的前身《滇南钞报》,在推行官报近代化方面曾作了不少尝试,体例和形式都有重要突破,最后虽不得不回到旧路线上去,但那富有生气的改革努力却是贵州官报所不曾有的。三是在云南,省内地方官员也办报。如丽江知府彭友兰创办的《丽江白话报》,聘用南社文人赵式铭为主编;在彭调任永昌知府以后,又创办《永昌白话报》。这种报纸并不属于清廷官报系统,但和官府又有密切联系,把官报的功能和民报的功能结合起来作出某种调节。这一现象,不仅贵州所无,全国也属罕见。(www.xing528.com)
至于政党(政治派系)报刊,这时它们都成为云、贵报坛的主角,都同样在革命与立宪的矛盾中开始活动。这里有一很大区别,即在云南,省内的一些重要政治斗争差不多都和留日学生的活动密切相连。以报刊的革命宣传论,起初一段时间,基本上是由在日本出版的留学生刊物(《云南》杂志等)来承担的;革命党人在省内出版的报刊,如《云南旬报》《国民话报》等,也是在云南留日同盟会员纷纷回国后创办的,办报时间因而迟至1909年才起步,《国民话报》的问世更晚,时间在1911年5月。立宪派在云南报坛的影响不大,办报(《云南自治白话报》)的时间也迟至1910年。他们和革命派尚无严重对立关系,报坛和平相处。而在贵州,革命与立宪两派活动主要是在省内进行的,办报基地始终都在本省。开办报刊的时间也就早于云南,在1907年两派都开始办报了。双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尖锐对立,立宪派的《黔报》和革命派的《西南日报》之间不断开展激烈的斗争,和云南报坛的平静状态形成鲜明对照。
西藏办的是官报,即1907年创刊的《西藏白话报》。没有像滇、黔两省那样出版政党报刊,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试想想,那时有哪个政党会跑到这里进行报刊活动呢!就是官报,像《西藏白话报》《云南官报》和《贵州官报》那样的官报,其创办背景也不一样。滇、黔的官报是在当时全国创办官报(新型官报)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其办报思想和体例根本上是一致的。而西藏官报的创办,是在具有爱国和改革思想的豫联、张荫棠受命治藏以后,在推行革新西藏的设计中提出来的。《西藏白话报》之出版,固然和内地的官报潮流有关(从大背景看),但并无直接联系。该报的指导思想和体例和通常的官报很不一致。可以说它已是一种近代报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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