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愚民政策：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在武昌起义及各省革命洪流的冲击之下，时任陕甘总督长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等密谋拥宣统西迁，企图据西北和东北地区与革命军对抗。1912年1月7日，杨缵绪、冯特民等发动起义。经过一宵血战，占领了伊犁将军署所在地---惠远城。因为清代以迪化为中心的新疆和伊犁是分治的，所以伊犁军政府的首领称为“新伊大都督”。1月8日，冯特民等人抓获志锐，押赴官钱局前枪决。2月22日，《新报》开始以新伊大都督府机关报名义创刊，自称是《伊犁白话报》的继续，但不接受私人捐款。《新报》在惠远城原《伊犁白话报》社址出版，冯惕广任经理，郑醉弇为编辑。《新报》第一版主要是南京临时政府、各省革命政权、伊犁政府机关与群众团体和各方面来往的“公电”，揭露英、美、俄、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干涉破坏中国革命，乘机扩大对华侵略的“译电”，以及各种署名的“社论”和“评论”。此外，还有专门记载各省、区宣布共和情况的“共和政体成立史”，后改为专门记述各界要人谈话和政见的“中央新闻”。第二版主要是“本省新闻”，此外还有“译报”“文告”“杂记”“时评”及副刊性文字。《新报》的编辑方针十分明确，认为报纸“可以输出新智识、新思想、新道德，以贡献于社会”，“不因势力为转移，不挟党私而立论”，强调“为舆论之代表，为政府之监督，是报纸之天职也”^[4]。

《新报》创刊时，伊犁革命军正与新疆巡抚袁大化的清军激战于精河、乌苏一线，对民军固尔图之役的被围、溃败并不讳言“伤亡甚多”，对沙泉子之胜做详细报道，也能实事求是地披露“亡亦不少”。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电令新疆巡抚袁大化宣布共和，与革命军进行和谈。3月17日迫于省内外形势袁大化宣布共和。4月25日袁大化被迫辞职，推荐喀什道尹袁鸿佑继任都督，5月7日喀什哥老会势力袭杀即将赴任都督的袁鸿佑，5月18日，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被任命为新疆都督。

杨增新以重金高官收买冯特民，冯不为所动。杨增新便运用政治手腕，先任命杨缵绪为喀什提督，随后对其多方掣肘，杨缵绪便于1913年8月中旬借奔父丧为名，改装易服回到湖北故乡。杨增新又收买叛徒匡时，勾结陕甘军人和回族军官发动兵变。1913年10月26日，时任代理伊犁镇边使的冯特民与20多名革命党人在兵变中遇害。政变后，《新报》随即停刊，改组为《伊江报》出版，杨增新政权稳固后，《伊江报》也停办。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出身于官僚家庭，1889年考中进士，曾先后担任过甘肃中卫县知县、河州知州和甘肃武备学堂总办。他对旧学颇有根基，熟悉历代封建帝王驭人之道。在陇右少数民族地区从政近20年，有丰富的统治边陲落后地区的经验。他自奉俭约，不讲求排场，不追求声色享受，不受馈赠，不纳贿赂，但自有其生财之道，在天津、大连均有他的别墅、洋楼。杨增新平时风趣健谈，平易近人，没有官僚架子，城府很深，善于随机应变，手段果敢阴狠。他常说“西出阳关无好人”，意思是，新疆远在塞外，汉人千里迢迢来这儿当官，无非是来搜刮民脂民膏，到时候一走了之。汉人肯出来当兵只有游民，而游民是最难驾驭的，他们大多参加帮会，一旦受到特殊人物的鼓动，这局面就难以收拾。他认为新疆90%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招募回族当兵足以弹压汉人，汉人制服了，还可以帮助制服其他少数民族。他的经验是运用地方人羁縻地方人，不能单纯依靠武力镇压。最令他头疼的是哥老会的势力，因为这些人是亡命之徒，但这些人没有文化、没有理想，他便采取金钱利禄来笼络、收买、离间，最终加以消灭。

民国初年，十月革命成功，帝国主义企图煽动新疆政权协助沙俄出击红军，借机进行干涉。杨增新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俄国革命情况复杂，俄国革命起于贫富不均，不是武力所能遏止的或消灭的，俄新党有大多数人拥护，胜利也将是必然的。新疆最好置身局外，免得引火烧身，外国怂恿新疆出兵，别具肺腑，不可上当。由于坚决采取不干涉主义，新疆的政局得以长期保持稳定。杨增新当时有这样的认识也确实不容易，但他毕竟是北洋军阀系统的封建统治者，他只希望人民同统治者的矛盾缓和到不至于发生激变的程度。他深深知道在当时那种专制社会里，要禁绝贪污腐化，要禁绝上层人物不鱼肉人民是不可能的，把局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出乱子就是了。他把羁縻和牵制少数民族的封建上层人物作为治理新疆的核心政策。他常说，羁縻了头目人也就是羁縻了老百姓。羁縻和牵制是杨增新统治新疆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即不触动这些上层人物的既得利益，但限制他们继续扩张，并以其他上层人物的势力来牵制过度的扩张和发展。(www.xing528.com)

杨增新明知新疆的实力不足以问鼎中原，但也不愿内地军阀势力插足新疆，因此坚持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他一直拒绝北京政府往新疆分派官吏，也拒绝向新疆派送学生和遣送垦民、罪犯。1915年后建立出入关的护照制度，即无论何人没有新疆最高当局的批准，不能离开新疆，也不允许进入新疆。新疆同内地和国外书信往来，每封都得检查，各地报纸寄入新疆，除杨增新本人特许外，一律不准投递。新疆没有新闻报道机关，没有报纸，更没有剧院、文化馆。在杨增新的愚民政策统治下，新疆全年教育经费仅10余万元。他创办的蒙哈学校，招收的是蒙、哈上层分子的子弟，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蒙、哈干部，以应付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防止共产主义思想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他创办的一所俄文法政学校，也是为培养一批本地出身、家有恒产的外交干部，以避免在同苏联的外交接触中，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杨增新将自己统治新疆的权术与经验，总结为一副对联，贴在省长公署的大堂上。这副对联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这副楹联形象地反映了一位老于世故的政客甘心落后，闭关自守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心态。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杨增新统治的17年中，新疆仅于1915出版过一份纯属政府公报性质的《新疆公报》，1918年出版过不定期的刊物《天山报》。此外，在新疆斜米出版过一种名为《自由论坛》的杂志。杨增新不曾办过真正的新闻传媒，民间自办报刊是非法的，即使是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政府官员也不允许私办刊物。包尔汉在《杨增新统治时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平素也认为杨增新施行的是愚民政策，利用民族间矛盾来巩固他一己的统治。他对待我个人固然不错，但是新疆的黑暗现象，我认为必须革命。为此，1922年，我曾与好友米尔扎江秘密出版刊物《新生活》”，提倡“不抽烟、不喝酒、多读书”。我常以“昆托厄德”（日出）的笔名撰写文章。《新生活》每期100份，每份10余页。印好后，米尔扎江委托他的店员秘密散发。但刚出了两期，即被米尔扎江的妻兄发现，以此要挟，《新生活》只好停刊^[5]。

在靠近新疆的苏联边境城市塔什干曾出版过华侨们自办的维吾尔文《解放报》，该报经常刊登新疆的消息，特别是有关新疆地方官吏贪污腐化和欺压当地居民的报道。杨增新也曾命令他的属员将译文抄送给地方官员们阅览，目的是警告地方官员，如对自己的贪污行为不加以收敛，将会给予严惩^[6]。

在杨增新闭关政策和愚民政策的控制下，新疆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财政赤字完全靠发行纸币弥补。从1912年到1927年，16年间新疆财政赤字已高达4 960余万元，这笔巨款全部由发行纸币来弥补，实际上是把亏损转嫁给平民，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他明知滥发纸币“使人民增加无穷之负累”，但作为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他无法放弃这种掠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一书对1927年前全国商办、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企业的统计，资金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和资金在5万元以上的金融机构全国约有3 600家以上，而新疆只有3家，即官商合办的伊犁制革厂、商办的迪化乾和制革厂和新疆地方政府办的兴殖银行。由此可见新疆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部下军务厅厅长兼交涉署署长樊耀南刺死，结束了他在新疆的17年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