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新闻事业的曲折发展

1957年到1965年，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了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整个中国走了一段极为曲折的道路，甘肃也没能幸免。甘肃的新闻事业在这一阶段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过程中，也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

1957年7月开始的反右斗争对甘肃新闻界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遇到的第一次大劫难。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广泛开展了整风运动的宣传动员，甘肃各新闻媒体积极响应。各新闻媒体除及时刊登、转载中央和中央报刊的重要决定、政策、文章外，《甘肃日报》又从5月8日起，发表了全省开始进行分批整风的消息，并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本报社论《引人深思的两件事》。社论披露了省文化局局长马济川和兰州市委财贸部长田广润的打人事件，批评了党员干部中骄傲自满和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于是，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全省逐步开展起来。随后，各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全省各级党组织及各行业向党提出的批评建议；指出了企业领导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新闻单位的许多同志也以诚恳的态度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是，由于全国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新闻界的一些同志也蒙受了冤屈和打击，被错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冬至1959年初，在甘肃日报社内部又进行了一场“红专辩论”，就吴月同志的杂文《面子问题》及孙淑文的通讯《咆哮的山谷》两篇文章，开展辩论。这场辩论一开始就发生了“左”的错误，把问题上升到了“道路斗争”上来。把一些钻研业务的新闻工作者和党员说成是“白萝卜”，又把于维民、贾明玉、李怀仁、王明庸等人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反右斗争和“红专辩论”的结果是错误地将11位同志划为“右派”，使这些人在政治、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致使1人自杀，2人在劳动改造中不幸死亡。1958年5月，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贯彻省三届二次党代会精神，连续召开电台台委扩大会议，开展整风运动。此次整风致使近1/3的领导骨干受到错误批判和党纪处分。在整党团中又有一批党团员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发生在甘肃新闻界的这几次事件不仅造成了个别新闻工作者的死亡，而且对一批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积极肯干的同志做了错误的处理。这种极左作法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使甘肃新闻事业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人才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摧残。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不仅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也给新闻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中，甘肃省委指示，要省级各新闻单位于1958年9月25日成立“新闻公社”。10月23日，省广播局与省电台由东岗西路迁到民主西路甘肃日报院内办公。台内除保留总编室外，其他部门与甘肃报社、新华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合并，成立了新闻公社，并取名为“真理公社”。这种违背科学规律，单凭主观意志办事的作法，严重干扰了甘肃新闻事业的发展。“真理公社”直到1961年11月才宣布解散，各新闻机构才得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正常发展状态中。

1961年2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了“左”的错误，使全国的各项工作基本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甘肃省的新闻事业也对以往的错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纠正。1962年春，各新闻单位经过甄别工作，对1957年以来在各次运动中受到批判打击的同志的错案，作了改正或部分改正，同时对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了精简。经过这次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甘肃新闻事业发展中的“左”的倾向，使甘肃的新闻事业基本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尽管1957年到1966年，甘肃的新闻事业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但是，甘肃省的新闻事业规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发展。这一时期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比较成功地创办了一些企业报刊，失败之处在于不尊重科学规律，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创办基层报刊、电台，结果造成了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文化大革命”时期，甘肃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遭到了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甘肃的新闻事业也同其他行业一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甘肃的新闻事业，一方面刊播中央各新闻媒介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章，另一方面开始了各单位内部的政治斗争，一批业务较好的新闻工作者遭到了揪斗，从而揭开了甘肃新闻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www.xing528.com)

1967年元月开始，甘肃新闻界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夺权运动。1月6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迫停刊，从1月7日起改出《红色电讯》，直至1月17日，《甘肃日报》才重新出刊，但报社正常的工作已被打乱。1月18日军管小组进驻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同时，按中央规定，自18起，停止播出甘肃台的一切自办节目，一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22日，一些群众组织夺取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权，并播出了夺权声明。从此，甘肃新闻事业的秩序被完全打乱。在“文革”期间，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报刊，有相当一部分被迫停刊，尤其是企业报，几乎全部停刊，整个甘肃新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甘肃新闻界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三个副台长，雪凡、王作易、陆寰安被批斗后关进“牛棚”，随后又有14人被关进“牛棚”。甘肃日报社则有48人被作为阶级敌人而遭到揪斗并被立案审查，被迫害的人数占到该报社职工总人数的17%。在这次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中，大批新闻工作者在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迫害和摧残，有的被关进了监狱，有的含冤死去。这次斗争使得甘肃省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年辛勤培育的新闻队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不仅破坏了甘肃的新闻机构，摧残了新闻人才，而且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新闻事业17年的建设成就和工作成就。“四人帮”的代表认为17年的甘肃新闻事业，尤其是《甘肃日报》，是“站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上，贯彻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效劳，为资本主义复辟充当先锋，鸣锣开道，大造舆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6]。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甘肃新闻事业的规模在不断缩小，《甘肃农民报》《兰石机械报》等一大批专业报、企业报被迫停刊。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新创办的新闻事业仅有兰州电视台（1970年10月3日正式试播，1972年6月1日正式播出，1978年9月8日改名为“甘肃电视台”）、《长庆石油报》（1970年）两家。这与“文革”前和“文革”后甘肃新闻事业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文革”时期的甘肃新闻事业长期被林彪、“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所控制，因此，甘肃新闻事业在相当程度上宣传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文化大革命”时期，甘肃的新闻事业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宣传，而且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宣传也绝大多数是为帮派政治目的服务的。这一时期经济宣传的内容，大多围绕“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口号而开展，中心主题就是“突出政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根本实质就是所谓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