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两大报《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的比较新闻史

抗日战争时期在甘肃出版的61种报刊中，无论从创办的历史、设备、经济实力，还是从人力诸方面来看，雄踞群报之首的当推《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广大读者不仅要求了解本地信息、国内信息，也需要了解国际信息；大批来自东南沿海及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流亡者，既要了解家乡的信息，也要求了解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因此这种特殊的条件为甘肃省国民党党政喉舌的《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机会。《甘肃民国日报》这一时期在言论、新闻报道、国际述评及新闻队伍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北日报》在这一时期则改善了印刷条件，更新了设备，并发行了临洮版、洮岷版、平凉版等地方版，发行量达到2 000余份。

与《西北日报》相比，《甘肃民国日报》对抗日战争的宣传显得更加积极活跃，有一定的深度。“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三天，《甘肃民国日报》就对此事进行了全面报道。其标题是：“中日调整邦交声中（引题），卢沟桥日军异动（主题），宋哲元电庐山报告，外交部提出口头抗议，王外长定今飞京（副题）”，并配有插题：“日军异动平津安谧”，“事件之原因及经过”，“日方所传本案情报”，“进行交涉日无诚意”，“外部向日使馆抗议”。在同版上该报还配发了《日决定加紧进行华北经济侵略》的文章。可以说，该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及时而详细，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到7月底，该报发表的有关抗战的消息和评论文章达23篇以上，充分反映了全国民众同仇敌忾，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民心和士气。

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形势的推动下，《甘肃民国日报》对抗战的宣传报道具有一定的深度。该报从1938年到1939年曾大量采用民众通讯社的稿件，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对兰州各行业的民众生活都有一定程度的报道，其中涉及到了人力车夫、担贩、屠宰业、筏夫、轿夫等，既反映了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又表达了全民抗战的愿望。该报在言论中也发表了一些鼓舞民心士气和揭露时弊的文章，如在社论《西北救亡工作的现阶段》中就强调：“弱小民族争生存的反侵略战争，没有民众的救亡工作，绝对得不到胜利，这已是铁的原则。反之，发展普遍的民众力量，使敌人到处都是荆棘，都是陷阱，一定能打败敌人的。”这种观点足以对当时的全民抗战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不单纯是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而是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反侵略战争打破了以往甘肃民众平静而艰苦的生活程序，促使读者密切注视着自己周围乃至世界各地每天发生的一切。总之，战争使人们对信息的要求急剧增加。因此，《甘肃民国日报》的报道领域较之战争以前更为广阔，更加深远了。1938年上半年该报不仅增加了报道的数量，而且内容上也涉及到了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极为广阔的领域。更为可贵的是，该报发表的一些国际新闻评论具有一定的预见性。1939年8月底，该报接连发表了《欧局的风云》《德苏协定与远东大局》两篇文章，指出苏德协定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的事实，说明了这种预见的正确性。此外，《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展望一九四一年》等都预测了日美之间将要在太平洋上展开战争。

《甘肃民国日报》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广泛而深刻地对抗战时期的各方面进行新闻报道，这是由于它有一支广泛的作者队伍，从政治背景方面看，它有谢觉哉、丛德滋、于右任、蒋经国等极有政治洞察力的作者，从专业上看，它拥有梁实秋、闻一多、郭沫若等教授和杨杰、羊枣等著名军事评论家，还有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从地域上来讲，这批达200多人的作者队伍又分布在沦陷区、国统区、游击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触角遍及各个领域。该报还在省内建立了遍及各县的通讯网络。

抗战时期的《甘肃国民日报》同国民党的其他省级报纸一样，有关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消息都来自中央通讯社。其基本的报道原则就是：胜则大事宣扬，败则隐而不报。从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处处胜利的信息，仿佛战胜日寇指日可待。久而久之，这种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新闻报道便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文告、训词连篇累牍，比比皆是，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抗日战争时期，在实力上与《甘肃民国日报》不相上下的《西北日报》，对抗战的宣传报道远不如前者，在业务上给人的感觉似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纸。(www.xing528.com)

从1940年到1941年底，在两年的时间里，《西北日报》几乎都是以封建官报的姿态出现的。其具体内容如下：一是省政府官员的活动、命令、指示、措施、办法，军事要员的训活、讲话、报告、文章，连篇累牍，几乎与政府公文相同。而其他消息除了抗战战报外几乎是空白。二是阿谀奉承的陈词滥调比比皆是，不讲报格，不讲人格，如1940年11月，朱绍良辞去甘肃省主席职务时，该报就发表了社论《朱绍良先生两度主甘之伟大建树》，声称：“朱公以儒将风度，外严而内慈，先后在甘六年之久，道德文章，仁施义举，虽妇人孺子，莫不口碑载道。其律已也严，待下也宽，风行草偃，人心丕转，经时无几，民生昭苏，群情爱戴，视如父母……回忆朱公之德泽，正如婴儿失乳，不胜依恋。”文章言辞肉麻之至。三是，《西北日报》几乎等同于封建“邸报”，登载了不少军政委员的私人动态。如1940年1月29日，该报就发表了《朱张结婚纪略》，报道了朱绍良长女岫兰与张家琦长男宣泽结婚的盛况。

此外，虚假的抗战军事报道也是该报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这种只报喜不报忧的作法，不仅不能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反而会使读者麻木、消沉、厌恶。

《西北日报》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其基本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1939年冬该报社曾遭日寇飞机两次轰炸，该报被迫迁到城外出版简报，因此大大缩小了报纸的信息容量。其二是采编力量薄弱。1941年，该报编辑部只有曹萄成、康天衢、张化民三人，没有专职记者。三是编辑人员思想观念陈旧，基本素质差。1940年正处于欧洲大陆战争初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而该报编辑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欧战极少反映，有时甚至没有反映。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西北日报》只能获取少量的信息，也只好以现成的官方文告、训词来充塞版面。

1942年以后，《西北日报》的状况有了改善。1941年底，该报恢复出版一大张。1942年起，编采人员逐渐增多，并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及本省各地聘请了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从1943年到1944年，该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通讯，如1943年11月15日起陆续发表的乔廷斌的河西通讯，1944年元月起陆续发表的苗孟华写的《北平归来》的系列报道，都曾在记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的新闻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应当归功于全省人民及外省来兰人员，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同反日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没有全民抗战局面的出现，就没有抗战时期甘肃新闻事业的繁荣。同时，抗战时期甘肃新闻事业的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没有抗战初期浓厚的民主氛围和众多的群众团体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