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抗日团体及其创办的报刊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晶。1937年5月,中共中央就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又派出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有同乡、朋友之谊的谢觉哉前往兰州,以加强对甘肃各界的统战工作,作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的代表谢觉哉,一到兰州就抓紧了对贺耀祖的争取工作。一方面,谢觉哉利用与贺耀祖接触的机会,对其害怕群众运动,轻视民众的观点进行批评帮助;另一方面,又通过书信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保障人民抗日的议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除苛捐杂税,惩治贪污,训练民运工作的人才,改组政府,改革新闻界的工作方法,多做实事,少说空话等。在谢觉哉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贺耀祖及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公开号召大家一致对外,并修改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制定了一些有关促进全民抗战的措施。同年10月25日,中共兰州工委成立,并与“八办”共同领导了甘肃的群众救亡运动。甘肃省沉寂的抗日救亡局面终于被打破了。群众抗日团体的出现为抗战时期甘肃进步抗日报刊的创办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动群众,宣传抗战,八路军办事处把“创办刊物,改造舆论”列为自己的工作方针。在八路军办事处和兰州工委的领导下,各群众抗日团体先后创办了以下报刊:《妇女旬刊》,甘肃工委的《西北青年》,国民教育促进会的《回声》,省赴外留学生抗战团的《热血》,甘肃抗敌后援会的《抗敌》,河西青年抗战团的《抗敌周刊》,兰州市工业合作社的《工合社友》,以及以个人名义创办的《号角》《老百姓》《甘院学生》《现代评论》《苦干》《战号》等十几种报刊。这些群众报刊大多创办于1937年下半年,1938年9月以后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这些报刊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大部分报刊都有共产党人参与编辑出版。《西北青年》的主编刘日修(刘南生),发行人樊大畏,《回声》的编辑杨静仁、解雅俊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些人都对报刊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作出了重要影响。二是即使没有共产党员参与编辑出版的报刊,也常常大量刊登谢觉哉、罗云鹏、罗扬实等共产党人的文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三是强有力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鼓励各阶层群众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仅谢觉哉在兰州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就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350多篇文章。其中重要的文章有:《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苟安即自杀》《征兵与造匪》《抗战的光荣》《怎样才能产生贤明政府》等。这些文章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对各种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因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时,在文中也常常把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党的方针政策明确地向群众阐述,从而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
甘肃省在抗日救亡中所兴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1937年12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调贺耀祖到南京,由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接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在朱绍良接任后的三四个月里,兰州的抗战形势急剧恶化,他公开压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破坏国共合作,并于1938年4月成立了甘肃省新闻刊物审查委员会,开始实施原稿审查制度。到同年秋,即以各种名义解散了大部分群众抗日团体,并查禁了这些团体创办的报刊12种。轰轰烈烈的甘肃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朱绍良压制下陷入了低潮时期,群众抗日报刊也几乎被扼杀殆尽。
在群众团体创办的为数众多的通讯社中,民众通讯社是坚持时间最长,在抗日救亡宣传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该通讯社创办于1938年2月27日,1940年夏,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被“注销登记”,停止发稿。该社主编丛德滋和记者于千都是中共党员。民众通讯社是在谢觉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创办起来的,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常常以送稿为名到通讯社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民众通讯社的办社宗旨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为推动救亡运动,提倡民权,改善民生而斗争。(www.xing528.com)
在两年多的宣传报道中,民众通讯社以合法身份,热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了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及时报道甘肃的抗日救亡活动,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映广大群众的苦难生活。民众通讯社曾突出地介绍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以鼓舞甘肃民众的抗日士气。记者于千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巧妙地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宣传内容报道出来。《马军长昨日对记者畅谈东行感想》《关于“凤凰城”》等文章,都充分体现了只有各党各派坚持团结才能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观点。
民众通讯社在丛德滋、于千的努力下,编发了大量的甘肃群众抗日救亡消息,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要求改善民众生活,动员全体民众共同奋斗,以取得抗战胜利。同时对达官显贵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之时的醉生梦死腐朽生活,给予猛烈抨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